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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来说，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日记意识”，即学会将同一时期与相关人物的日记加以比较性阅读，以最大限度地厘清当时的历史本相。按谢泳的概括性表述，就是“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档案”。这种学术方法，与高先生很早就重视学者自述史料整理、丁东近年注重打捞民间思想与口述史料（去年他开始主持《口述历史》丛刊）、邢小群对知名右派的访谈记录，以及他们在对话中对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徐友渔《蓦然回首》等口述史学著述的高度评价，都是有其相通之处的，那就是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自觉，对历史第一手文献、私人文本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既往的近现代史研究普遍忽略细节、感性的不满，对突破既定的框框、回到真实的历史情 境中弄清史实并最终写出真实历史的渴望。更多的共鸣，则是具体的思想内容、观点上的。如对近现代史上反帝与反专制这对核心关系的梳理，智效民与谢泳从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之关系切人，做出了精当的言说。这些看法从思想史的线索来说，无疑是胡适所一再提倡“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你想要有利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一“易卜生主义”和斯铎曼“白血轮精神”的“接着说”，或者说再一次强调与叙述。关于中国现代史上是否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曾经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停歇的争论。在这一点上，上述几位山西学人有着接近的判断。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人选推荐不拘政治成见而能做到兼收并蓄，是他们常常引以为证的重要事例。对四十年代蒋介石邀请胡适人闱及大批学者组成“好人政府”一段历史，史家一持负面评价较多。而高增德先生则认为“对此要先有了解之同情，不能因为对于蒋介石固有的评价，就先人为主，以为他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虚假的，一点诚意都没有”。智效民的看法则更为直接也更理性：“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假的。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一看见他们和政府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更要看他们给政府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贯的思想是否相符。”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一波三折，在天地玄黄间终归中绝，而至九十年代又稍为浮出水面。对话者们对这一过程及其间的历史得失进行了梳理。重新发现哈耶克，接续中国第一代政治学者张慰慈、社会学家陶孟和以及包括李宗恩、黄万里、任鸿隽等在内的“科学家集团”的精神传统，寻找遇罗克、孙越生、王申酉、陆兰秀等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一特殊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上失踪者”，重新审视失去的学统与道统之关系，等等话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来言说的。对以清华学人、新月文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话者们大多抱着一种敬意与认同，甚至不乏一种偏爱。在对胡适、王瑶、冯友兰、钱钟书、董时进、黄万里等人的评说中，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旧年人物的人格风采之独特与精神资源之丰厚。在这种史实梳理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对话者们对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呵护，一种追怀，和基于自身判断而油然生出的一种历史温情。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引钱穆先生话说，“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的标准”，可以说是以欧美现代学术主流为参照的标准。可惜旋即为战争所毁。张东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说，中国虽然受西方文化影响不足五十年，但在思想文化界却养成了一种“自由胸怀的陶养”，也就是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这种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是植了一些根基的。山西同人基本赞同钱、张的判断，这是他们对那个逝去的时代的基本评价。 但对话者并不满足于停留于钩沉往事、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怀着一种问题意识将求索推进一步。在“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的对话中，他们分析说，当年这种学人群体与人文气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习自由等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要有好的设计者，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增加效率。”而在人文教育缺失、博士教育异化、学术腐败等问题突出的今天，“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只给学生灌输非人文新知识，学生压力太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了‘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会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智效民）。至于现代文化政治精神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现代政治精神是现代文化精神在政治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从政的人，多数是从大学里来的，他们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气质应该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如果大学里都没有了这种精神和气质，还能指望它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吗？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是依赖于现代文化精神的，是先有了现代文化精神而后才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还要先在思想文化界训练大家养成尊重异己的习惯，慢慢培养容忍异己的气质，时间长了，也许这种精神就从政治上体现出来了”（谢泳）。这些看似平常的思考之言，流露出对话者内心对历史的敬意。
山西同人对历史的评判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温情，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人常见的怀旧，而是缘于他们所持的一种普通评价标准，以平常心看历史。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对话中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常常提及与强调的“常识”二字。他们很少引用或新潮或惯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观点，而更多地希望在常识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在常识的层面上来立论。智效民谈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之艰难时说：“无论大事小事，自己不争气就会落后，这是常识。”关于重写近现代史，谢泳主张“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先用常识去看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他们评说胡适一代的气质和风度，多是从平常的言谈来感受。对自由主义的常识性，他们更是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增德先生说：“说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从许多历史事实看，它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就
比强制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赵诚说：“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有时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记得谢泳在其他文章里也曾多次重申，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新思想，它只是一种常识；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这些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知识界对“常识”的重申。被山西学人高度评价的思想家王小波的智性文字——就像他屡屡说的“常识告诉我”——说穿了只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当代知识分子在用良知普及一些公认的现代常识而已。《南方周末》的记者问“人文学科到底有什么用处？”葛兆光教授回答：“人文学科说起来就是让人适应常情，理解常理，具备常识，现在的时新说法叫‘素质教育’。素质说来很玄，其实一个人的素质是在种种日常生活和常识上表现的。”另一位山西学人韩石山，一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