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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最后，邓小平在信中提及他的孩子们，请求毛泽东帮助，“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能使小儿子飞飞有个“较好的分配”，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小女儿毛毛能让去“学医”。在说了这些事后，邓小平写道：“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邓小平还提到希望继续同汪东兴写信保持联系的事：“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我因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诉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这封信通过江西省革委上转中办主任汪东兴，并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并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毛泽东的回应和批示，给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带来了喜悦。
1972年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根据汪东兴的招呼，安排邓小平的儿女一个进江西工学院上学，一个进江西医学院读书。让邓小平忧心的孩子们的事算是解决了。邓小平于4月22日致信汪东兴说：“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地感谢！”
到了7月份，形势进一步好转，在毛泽东的自悟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解禁”，从“牛棚”走出来，恢复工作。同在江西“流放”的陈云，也于1972年4月22日离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从南昌乘火车回到北京去了。……
各种信息、消息不断传到步校“将军楼”。
邓小平还在江西。
8月1日，他在厂里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同时，他从广播、报纸上获悉：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被疏散的老干部已回京，并参加了8月1日的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叶帅还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再也忍耐不住了！
事在人为。第二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计：要争取复出，争取工作。他第二次上书，给毛泽东写信了！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真切的语言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并据自己所知揭发了林彪集团的一些事情，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应有的检查，提出了工作要求。
邓小平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
在信的最后，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说：
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上书，颇为适时。
8月3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信交江西省革委会呈送中办主任汪东兴。
邓小平没有料到：8月3日从南昌发出的信，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此信，并且于8月14日就作了批示（本书第七章详述）。
邓小平的“静候”没有落空，得到了最好、最高、最快的佳音。……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2节 邓小平六年磨难生活的终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为古训，亦是邓小平历来的风格。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党集团被摧毁，江西的程世清等人也下台了。中共中央于1972年4月调整了江西省的党政领导班子，任命佘积德、白栋材、黄知真等为省委书记，政治氛围宽松好转了。
邓小平在江西的处境，也得到相应的改善。
省委领导白栋材、黄知真等来到望城岗，专程看望了羁居中的邓小平。邓一家在生活上得到了更多的关照，甚至可以每周都到省委招待所洗澡了。
原先那个态度不好的监管人员也撤换了。
在邓小平的请求和周恩来的关照下，邓小平家的老公务员、秘书吴洪俊夫妇调来江西，帮助料理家务。此后，邓小平夫妇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多了。
邓小平的孩子们，境况也好多了。
长子邓朴方获准去北京治疗。
大女儿邓林从宣化回到江西，在家里等待中央美术学院分配工作。
二女儿邓楠也回来了。她已身怀六甲，全家人都为之高兴。
小女儿邓榕（毛毛），小儿子邓质方已在南昌上大学，一个学医，一个学工，学业优秀，总算了了邓小平夫妇的一大心愿。
“将军楼”里有个小院子，那是邓小平夫妇活动的小天地。
一向达观的邓小平，自从林彪垮台、形势好转之后，心境更加好了。他自信，总有一天，他还是要出来工作的。在羁居江西的日子里，他从没有放弃希望，没有停止思索。在刚安排到南昌还没入住“将军楼”的时候，当监护他的“邓小平专案组”的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好回京向中央反映时，邓当即就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话，令当时的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现在，形势有大变化了。邓小平更是充满信心，为自己日后的复出作准备。
这种“准备”，除了大量地阅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列著作和《二十四史》，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外，还要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那就是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复出的条件。为了使自己保持健康的体魄，将来有朝一日重新为党国效劳，肩挑重担，邓小平加紧了对身体的锻炼。
邓小平选择了走路。对于一个68岁的老人来说，走路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他每天要走一万步。从“将军楼”沿“邓小平小道”，走到新建拖拉机厂车间，约3华里，来回差不多5000多步。每天午睡后，他在“将军楼”院子里，要步行40圈，每圈约130～140步左右，就5000多步，总共有一万多步。
这样，每天步行一万步，一个月就是30万步，一年就是360万步。以千步为一里计，一天一万步等于10里，一年就是3600里，三年就是一万多里，不就接近于半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吗？
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时，习惯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深深地陷入沉思，一边漫步，一边思考着什么。
人们不会忘记，20年后即1992年，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体质依然那么健康，头脑依然那么清晰，这同他的达观与锻炼不无关系。人们从他的雄姿中，看到了春天的希望！这是后话。
邓小平对形势的判断是很准确的。1972年9月，在中央还没有通知他回京工作之前，他捕捉时机，提出了“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的要求。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请示中央后，中央于9月底批准了邓小平的这一要求。随后，省革委会作出了具体安排，出去参观时按“省级干部”规格接待，用伏尔加轿车，一路由省里打招呼，以便接待。
这是邓小平自“文革”被“打倒”后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第一次自由！
这次外出、自由，标志着六年禁锢的解冻，六年磨难的终结！……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3节 毛泽东把视线投向邓小平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呼之欲出，担纲主政。是天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