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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间，毛泽东开始提出：“要准备造反”，付诸行动，造修正主义的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同有关领导人谈话中，几次插话说：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5月，毛泽东在审定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时，特意加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话在党内外立刻引起极大的震动，人们议论纷纷。
毛泽东说的是“他们”，而不是“他”。
除刘少奇之外，还有谁呢？显然，人们想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和刘少奇走得较近。
毛泽东说的，“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这“几个大人”，当然首推刘、邓。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人们意想不到的异常猛烈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4节 批邓
邓小平曾沉重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复甚至是痛苦中不断前进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年逾古稀。他对外宾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在灾难性的“文革”狂飙中，邓小平落难了。那么，毛、邓的裂缝究竟源于什么呢？
毛泽东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诞辰。这一天，老人家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和一些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接着，毛泽东就谈形势和政策，批评了“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 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里是暗批刘少奇了）。与此同时，毛泽东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批邓，而且话说得很重，搞“独立王国”！
未料，两天后（即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批了刘、邓，而且动了肝火。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邓小平负责组织、筹办的。他考虑到这是个一般性的会议，毛泽东已退出一线，身体又不太好，按照当时的惯例，就出于好意劝毛泽东不必参加。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参加会议，而且手持《宪法》和《党章》到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气愤地说：
“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让我讲话（指刘少奇）。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了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霎时间，会议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简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刘、邓以及与会同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毛泽东发脾气了，表明毛与刘、邓之间的思想隔膜阂公开化了。会后，有几位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不该插话，对毛主席不够尊重。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作了检讨，但毛泽东不满意，他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对他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分歧问题。
此时的邓小平，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局势的发展，让邓小平备感忧虑。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同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精心策划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66年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开始“造神”，竭力神化毛泽东，鼓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随后《解放军报》连续发表《永远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论，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邓小平看后，感到不对劲。《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指示，发表了三篇社论予以辩正。结果，《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无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亲笔在通知中加了一段话，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显然，这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感与敌视感日益加重！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不久，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一次谈话中又说道：“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5节 毛泽东的惊世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在杭州、武汉、韶山滴水洞休养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王力、关锋等炮制了《吹呼北大的一张大学报》的评论员文章。于是，北京等地的大、中学校一哄而起，掀起了揪斗“黑帮”的狂潮，许多党组织陷于被动和瘫痪状态。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北大等大、中学校领导运动，以便控制局势的发展，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一举措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也是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传统，邓小平又专程飞往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请示过，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可是，当毛泽东休养一段时间后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时，根据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片面汇报，就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的坏作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之很快地撤销了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搞法，“不大清楚，不大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在工作组的的问题上，他们似乎掉进了“陷阱”之中。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在严厉指责刘、邓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时，开始酝酿新的战略部署。他觉得，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深层次的全面发动。
于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