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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大声地赞同说：
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十分精确。
邓小平确是一个能文能武、文武兼备的全才！
“论文”，邓小平在政治上能高瞻远瞩，掌握政策，无论是整风土改、减租退押，还是城市工商，统战宗教等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
“论武”，邓小平在军事上能驾驭全局，决胜千里，无论是立马太行、挺进大别山，还是决战淮海、进军大西南，都打得非常漂亮！
“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这是毛泽东1951年对邓小平的评价，也是邓小平1952年奉调进京的重要原因。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3节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总书记
1952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工作两年零八个月后，告别家乡父老，奉调入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政府财委副主任。时年48岁。
他是全国大区一把手中第一个调到中央工作的。
翌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小平成了为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当家理财的“京官”。
俗话说，京官难当。
但邓小平却当得很好，很顺。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财政思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1954年财政工作的著名的“六条方针”，即：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交；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动用国家总预备费用经中央批准；加强财政监察。邓小平的这一工作方针，很快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转了国家财政的被动局面，确保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如当时在财政部工作的王丙乾所言：1954年是“建国以来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
邓小平进京后的工作和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赞赏。从此，邓小平被作为党的接班人来培养了。
他的职务得到很快擢升。1954年4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4月，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层。
为了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八大。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八大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二是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宣布召开八大决定不久，4月21日邓小平便给毛泽东送来两份名单。一份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成员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一份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成员为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
毛泽东看后，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5月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两份名单。
邓小平既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又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牵头人，从中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与重视。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确定了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重点是“讲建设”。他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当八大的政治报告写出初稿后，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15日、19日，又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7月23日到北戴河后，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修改，并多次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8月20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倾注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对政治报告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作者考证统计，经毛泽东修改的就有21份。
政治报告经毛泽东修改最后敲定后，毛泽东又宣布“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党的八大召开以前，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中组部长，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八大筹备工作中许多日常工作的重任。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统筹兼顾，日理万机，圆满地完成了八大预定的各项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召开前的预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阐述了以下事项：（一）大会的日程；（二）大会的规则；（三）预备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四）对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五）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候选人的提名；（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在报告中对上述各项问题所提出的意见。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了。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秘书长。
大会秘书长是一个至关重要又极为繁忙的实职，只有公认的实干家才能胜任。中共六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中共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均为资深革命家、实干家，党内的“骆驼”。邓小平出任八大秘书长，足见他在党内的声誉和影响！
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邓小平主持大会秘书处，脚踏实地，胸怀全局，果断周密，有条不紊，保证了大会的正常运转和顺利进行。
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经济报告之后，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学说，结合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运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述了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极为精辟而又切合实际。未料，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却成了邓小平“反毛”的“罪证”，这是后话。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