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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为了全面、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6月2日，就电示第二野战军：“小平准备入川。”
当时，邓小平正在上海，全面主持华东局的工作。接到此电后，邓小平就同刘伯承等一起，开始考虑和准备进军大西南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干部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要解放大西南，还要建设大西南，特别是在云、贵、川、藏等地开展工作，少数民族很多，工作难度很大，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地方干部队伍是不行的。
为此，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他的想法得到大家的认同。经过一番筹备，由宋任穷具体负责，一支以文化科技人员和大中学生为主体、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的“西南服务团”组建而成，共计有一万六千余人。这支队伍后来随军陆续到达云、贵、川、藏等地，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解放大西南，关键是拿下四川，重心是攻克重庆。
四川是大西南的心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是蒋介石坐镇指挥之地，“西南防御体系”重点。蒋介石在四川重庆等地重兵云集，可是他对解放军入川的行动方向却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迂回川东，而只会取捷径越秦岭入川。
兵不厌诈。刘邓大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于1949年10月20日从南京开拔后作出佯动的假相，部队由郑州向西移动。实际上，刘邓已暗令陈锡联的第三兵团直入川东，令杨勇的第五兵团向南迂回，进攻贵州，切断敌军南逃后路。然后，刘邓大军突然从东西横跨500公里的地域发起多路攻击，直取湘、黔、滇，造成对四川的夹击之势，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
11月1日，我军发起川黔战役，大西南之战开始。
11月15日，我军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11月23日，邓小平在湖南常德受命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1月28日，我军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下达攻占重庆的命令。29日，国民党“行政院”逃移成都。30日凌晨，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蒋经国后来记述说：“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11月30日，我军解放重庆。
重庆解放后，我军开始围攻成都。在我军排山倒海的冲击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忠告》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以及统战工作的有力配合之下，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投诚。
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湾，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继续负隅顽抗。次日，国民党行政院迁往台北。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卢汉曾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为蒋截获。10日，蒋慌忙乘飞机逃离成都，飞抵台北。
12月23日，蒋介石嫡系、“王牌”司令长官胡宗南只身从广汉逃往西昌，后飞逃海口。
12月27日，我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10万余人，解放成都。
从11月1日至12月27日，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胜仗。是役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活捉了号称“黄埔之光”的国民党最后一个中将、显赫一时的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宋被俘后，杨勇、陈赓先后接见了他，勉励他好好改造，刘邓首长也十分关心他的改造。这是后话。
随后，邓小平进驻成都。这个16岁离家出国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邓希贤，29年后统率解放大西南的千军万马，回到故乡来了！
进军大西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坚决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各野战部队协同作战和西南地下党积极配合的结果。
邓小平在总结西南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
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据《蒋经国自述》，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哀叹：1949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向叫嚷“不成功便成仁”的蒋介石，在我军解放重庆后，一天三次下令胡宗南“死守成都”，自己却于12月10日飞逃到台湾岛上去了。他亲自部署的实行“西南防御战略”的正规军及地方部队90余万人，顷刻全军覆没。
从此，大西南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邓小平由此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封疆”功臣，主政大西南。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0节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坐镇西南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则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他们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核心和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却也伴生了一些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坐镇西南
“路线正确”、“成绩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揭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思虑的焦点集聚在治国安邦的大事上。大西南的问题已解决了，但西藏尚未解放。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大决策。
大西南解放后，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司令员为贺龙）的邓小平，肩上的担子依然是十分沉重的。1950年，他同贺龙一起，领导开展剿匪工作，一年内歼匪85万余人，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嘉奖。
毛泽东在1951年1月28日致贺龙、邓小平，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军区的《关于嘉奖西南剿匪部队的电报》称：
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年一年剿匪工作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
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三个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向西藏进军”的问题，并在一封致邓小平等人的电文中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根据毛泽东的电示，1950年1月7日，邓小平即向毛泽东报告，拟抽调二野第十八军由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担任进藏任务，并报告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莫斯科获悉这一部署后，于1月10日回电刘、邓：“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
是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
“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
这时，部队中有人发牢骚了，说：“怎么二野总离不开山，抗战时期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别山，现在又要进军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哪里穷，哪里山多，就叫我们到哪里？……
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