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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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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热烈反应,并得到中央委员们的普遍赞许,对于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来说,更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邓小平是在会议的进程中认识毛泽东的。在此以前,他对毛泽东的大名已早有所闻,知道这个党内的著名“农民运动大王”是个湖南汉子,满腹韬略,很有抱负,只是无缘相识。今日幸得一见,而且亲耳聆听了他的一番宏论,自然是由衷敬佩。毛泽东以前不认识邓小平,这次在会议上看到这位中央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么年轻、干练,而且听说还留过法、俄两国,学识渊博,办事认真,亦从心底流露出对这位四川小个子的赞许之情。    
    由于时间紧迫,来去匆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会议上来不及交谈,会议一结束就分手了。    
    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以76岁高龄于1980年初夏到武汉视察工作,在八七会议旧址前回忆道:    
    当时,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有到任。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在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34岁,瞿秋白29岁,李维汉31岁,任弼时23岁,我23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尔后引兵井冈,结交了“绿林双雄”袁文才、王佐,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了红色的革命“山大王”。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后随同中央机关到了上海,是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汉口,大江奔腾东去的雄关要津!中国革命在这里留下了惊险的一幕,瞿秋白、李维汉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这里留下了匆忙的身影,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后来的“千古风流人物”在这里见过面、开过会。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汉口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湘、赣等地领导农民秋收暴动,从而掀起了土地革命的伟大风暴!毛泽东、邓小平也从此脱颖而出,指点江山,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2节 毛泽东开创中央苏区

    汉口匆别后,毛泽东与邓小平分道而去,各奔东西继续各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未料,三年多以后,他们又汇合在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上了。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直接领导开辟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独具慧眼,认准毛泽东是个很有胆识、很有见地的党内优秀人才,曾邀请毛泽东随中央机关到上海,留在中央工作。论交情,毛泽东与秋白相谊甚厚,是难以回绝的;论公理,秋白是他的上级,理应听从组织的安排。但毛泽东考虑到中央政治局已责成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农民秋收暴动,他的脑海里已浮现出“秋暴”、“上山”的蓝图。他感激秋白的知遇之恩,却坦直而坚定地对秋白说:    
    “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在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上,毛泽东受命出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于1927年9月5日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率领5000余起义将士,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秋收暴动。但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等多种原因,秋暴受挫,“溃不成军”。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放弃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作出了“退兵萍乡”的决策,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开始了我党武装斗争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指着地图向起义将士说:    
    “我们要到罗霄山脉中段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但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与历代的山大王不同。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个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积蓄力量,徐图发展!”    
    毛泽东的话语,像一股春风,驱散了郁结在起义将士心中的阴影。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踏上了“引兵井冈”的伟大征程。    
    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抵永新三湾。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后,兵精将锐,面目一新,留下的700余人,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华。随后,在江西省委的指点和宁冈党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下,毛泽东上山召开古城会议,作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结识了袁文才、王佐两个“绿林朋友”,割据创业,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开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从三河坝撤守的南昌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宁冈胜利会师。朱、毛会师 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从此,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越烧越旺,蒋介石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惊恐不安,加紧发动“进剿”。龙源口大捷后,边界进入全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面积达7200余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集体奋斗的结果,但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建树盖世之功的当首推毛泽东。毛泽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对井冈山斗争的革命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理论的基本思想。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年35岁。他身在井冈山,胸怀全中国,在井冈山就提出了从“小块红色政权”到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多么远大的目标,多么深邃的思想!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于1928年12月下旬策划“血洗井冈山”,调集湘赣两省军队以6个旅18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和朱毛红军发起了第三次“会剿”。一时间,井冈山根据地四周,黑雾弥漫,杀气腾腾。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寻找新的生计,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决定“围魏救赵”,把视线从井冈山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赣南、闽西的广阔地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西南、闽西,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2月,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二七”会议,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随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决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发动群众进行苏维埃政权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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