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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以及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徐中远，记录了毛泽东藏书中从《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到各种“增评补图”本、“绘图评注”本，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平装本《 红楼梦 》”，应有尽有。“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 红楼梦 》我至少读了五遍。’在这之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他晚年的书库里、会客厅里、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的《 红楼梦 》，书就放在他身边，随时都可以翻阅。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 红楼梦 》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读《 红楼梦 》究竟读了多少遍，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这些不同线装版本的《 红楼梦 》，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 1—8册 ）本，一种是《 增评补图石头记 》（ 1—32册 ）本。这两种，他都有圈划。我看到，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和卧室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划，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红楼梦 》。”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4）
关于《〈 红楼梦 〉新证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说到毛泽东从经济这个视角来读《 红楼梦 》，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 三十三 ）对《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帖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中的‘胭脂米’作了考证。……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 红楼梦 》有关‘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 红楼梦 》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种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视角读《 红楼梦 》的一个佐证。”
毛泽东不仅读《〈 红楼梦 〉新证 》，也读其他红学研究著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仔细阅读过。《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十年代，或者说在这之前，毛泽东对《 红楼梦 》学术研究的关心，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关注，并非只是读了《 文艺报 》和《 光明日报 》的编者按与两报转载的李、蓝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这三种著作是：《〈 红楼梦 〉辨 》（ 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 论〈 红楼梦 〉》（ 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毛泽东圈划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部原一大厚本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在哪些章节、文句旁边划了问号或划了线，表示疑问和不同意。如“毛泽东读得最多、批划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
十分明显，毛泽东读俞平伯的书，对其观点、内容不认同是主要的；而读周汝昌的书，则欣赏是主要的，最低限度说，也是没有表达疑问和反感。当然，让毛泽东对一个当代人的著作写下多少明确赞美的话，那也不合毛泽东的性格和身份。毛泽东有时也正面肯定某些当代人的文章著作，但那往往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如他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后来对戚本禹批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文章，那只是借钟馗打鬼，不一定是真的从内心“由衷”佩服这些作品。
但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著作是从内心不能认同的，这样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对《 文艺报 》和《 光明日报 》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时加的编者按会那么反感。他对这两篇编者按中某些字句加了严厉的批语，如：“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针对李希凡、蓝翎文章中的一段话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参看《 红学：1954 》）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对红学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红楼梦 》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 红楼梦 》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逄先知和石仲泉编著《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出版 ）
1964年，距离1954年的批俞批胡已经过去了十年，又是一种没有特别政治用心的即兴谈话，毛泽东自然说得更加自在潇洒。不过首先就说“《 红楼梦 》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其实是把后面标榜的所谓“红学家”基本上都否定了。在这个否定的大前提下，才肯定一点他们“都是专家”、“比较对一点”。有趣的是，这里提到的几个红学家，几乎囊括了索隐派、考证派和文学批评派三大流派中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却偏偏遗漏了曾特意予以保护的周汝昌。
奥妙就在于遗漏。
遗漏，其实是把周汝昌排除在被否定的行列之外，是一种无言的赞赏和肯定。这是毛泽东对周汝昌又一次无声的“保护”。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红学家中，毛泽东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
毛泽东为什么赞赏周汝昌？他并没有见过周汝昌其人，他其实是赞赏《〈 红楼梦 〉新证 》。毛泽东其实是认为，《〈 红楼梦 〉新证 》比所有那些红学家的著作都更有分量，更有价值。这种分量和价值一是在其资料的厚重实在，这从毛泽东对其中“胭脂米”考证的深细阅读可以推知。二是毛泽东感到周汝昌的这本书其思想内涵与自己的趣味比较接近。而他读其他那些红学家的著作时，却没有这种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读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更感到那气息格格不入，因为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士大夫有闲的玩赏心态，即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最显著的特点——他的落足点是所谓“趣味”。甚至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把阐释重点放在对宝玉和黛玉“叛逆爱情”等的赞美上，也和毛泽东的阅读趣味不十分投机。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5）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比起《〈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来，《〈 红楼梦 〉新证 》到底有哪些本质性的进步和区别？
前面已经引述过李希凡和蓝翎在《 评〈 红楼梦新证 〉》中肯定《〈 红楼梦 〉新证 》的三点成绩。我们看，无论是“具体的政治背景”，还是“曹雪芹的家世事迹”，还是“封建统治者的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以及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都具有实在的社会历史内容，这显然更容易和毛泽东所熟悉的历史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