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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次在北碚与吴宓的“一会之缘”：“那个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 新证 》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 —— 果然得了好几首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外给你题一首‘曲子’。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吃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 我自成都带去的 ）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 —— 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写下了一首《 世难容 》。《 世难容 》者，谁也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有巨大的悲剧性。”（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岁华晴影 》之《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
原来那时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工作不能尽己之所长，他生活特别俭朴，却把钱花在供养各式各样的贫困之人，还经常资助一个贫病无依的女士，因而引出了许多流言蜚语。周汝昌回到四川大学后，向校方建议把吴宓调来川大，但努力没有成功。1954年周汝昌回到北京，吴宓托原配陈夫人给周汝昌代寄来一本《 吴宓诗集 》。周汝昌在文章中评价吴宓说：“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 红楼梦 》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这种“‘真’人难做”、“世难容”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理解的同情”，有点是周汝昌历尽沧桑后的夫子自道。
在缪钺的题咏之外，顾随也寄来了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所感赋的多篇吟咏之作，有绝句，有律诗，有词曲。在来信中顾随这样说：
……其时（指收到《〈 红楼梦 〉新证 》——引者）手下正压着一点活须于一两天作完，所以拆封之后，仅仅欣赏了一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还有一番意思，说来不怕你见怪，就是：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肝火，可怎么好？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糟糕”意谓今晚恐怕不能早睡了——引者），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简直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顾随的题咏之作，让周汝昌感到最振奋得意的是一阕《 木兰花慢 》词：
石头真宝玉，题大观，岂虚名。甚扑朔迷离，莺娇燕姹，鬟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金帝包衣家世，魏王诗赋才情。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这阕词的上半截，当然还是从《 红楼梦 》的风流旖旎其实有曹家、李家等真实历史作生活背景这一《〈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着笔。二者的关系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存焉（ 村言 ）”的特殊表现手法下，可谓“扑朔迷离”，但考证家的责任，就是要从“莺娇燕姹，鬟乱钗横”的艺术表象下抉出其背景、原型。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5）
“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当然是指小说中的大观园乃以北京的恭王府为“模特儿”这一考证立场了。“金帝包衣家世”是说曹家到辽宁后由明朝官吏而变为八旗贵族的“包衣”奴仆世家，因为清朝的前身是“后金”，故用“金帝”的字眼。“魏王诗赋才情”则是用魏国的陈思王曹植比喻曹雪芹。往上追溯，曹雪芹家可以与曹操父子攀上因缘，而曹植是所谓天下之才一石，子建（ 曹植字子建 ）独得八斗的旷世文学奇才，用来比喻曹雪芹可谓十分恰当。
下半截就是对周汝昌本人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了。燕京大学毕业的高足弟子是茫茫“人海”中不世出的“人英”，而“英”的体现就是《 新证 》的“著书成”。这当然是对作者的高度赞誉。但最振聋发聩的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三句，可谓这阕词的“诗眼”。
“慧地论文”是指刘勰作《 文心雕龙 》。刘勰是南朝梁代人，字彦和，他精通佛理，最后出家为僧，法名慧地。《 文心雕龙 》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方面体大思精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周汝昌后来誉之为文论之圣，与书圣 ——王羲之的《 兰亭序 》、稗（ 古代把小说家称为稗官 ）圣——曹雪芹的《 红楼梦 》鼎足而三。
“龙门作史”是指司马迁撰《 史记 》。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 今陕西省韩城县 ），那里南临黄河，北面五十里是龙门山。
“高密笺经”是指东汉郑玄笺注儒家经典。郑玄字康成，是北海高密（ 今山东省高密县西南 ）人，生平著书六十四种，二百八十二卷，完整保存下来的有《 周礼注 》、《 仪礼注 》、《 礼记注 》和《 毛诗笺 》四种。
顾随用这三位大家三种领域的名著作比方，是赞美《〈 红楼梦 〉新证 》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就是在史、哲、文或真、善、美三方面皆臻胜境。这的确是独具慧眼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人仅仅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在材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后来很长时期内，周汝昌作为红学“考证派”的代表，几乎已经成为“众口一辞”的“共识”和“常论”。而究其实，《〈 红楼梦 〉新证 》在考证的外表下，却包含着深邃的思想理论视野和超卓的审美判断，而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真正目标——彰显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之思想和艺术的高境界。
考据，义理，辞章；史，哲，文；真，善，美；要在这三方面都能兼擅实在是极难的事情，可谓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人，能在这三方面的某一个方面有所特长和成绩已经就卓然名家了。偏偏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情况特殊，它要求解读的人应该具有三方面的才具、水平，才能够从总体上予以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解其中味”。在漫长的红学发展史上，周汝昌几乎是众多红学研究者中达到了这种要求的唯一的一位。这就难怪顾随接下来要感叹：“分明—— 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于老师如此精到深入的赏评，周汝昌当然是从内心无限感激的。这也不是需要“故作谦虚”的事。他后来坦率地表示：“我想，先生下此三喻，定有其因由，绝非偶然之事。虽然诗词韵语常常是抒情寄意，借喻摛辞，不可全拘于字面，一切‘扣’死，但毕竟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个事实：《 新证 》兼有三长，而不是像有些人只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