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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堪浞ⅰ丁础『炻ッ巍 敌轮ぁ 坊�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 红楼梦 》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向周先生恭贺新春：
一
荧屏讲梦字琅琅，古韵遗馨老凤凰。
更喜龙门新受奖，百年红学感沧桑。
二
揭竿国学大旗扬，风雨红坛独擅场。
可得后来多慧士？灵犀顾曲仰周郎。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6）
所谓“揭竿国学”即意指周汝昌与龙协涛谈话中提出的命题，笔者并撰写了一篇呼应的文章《 对“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一点理解 》（ 后刊发于2003年第6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此文写出后，曾首先奉寄周先生过目，周先生于1999年10月20日来信谈读后感说：“你将主题提高到一个很新的高度，涉及了许多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并赋诗一首：
眢井死潭谁浚洗？枉投石玉空沉底。
徘徊不见波澜生，殷勤犹望英才起。
新篇立意不寻常，红学国学纲领张。
梁生素慕庄生道，也为曹侯心意降。
“红学国学纲领张”，这里面有什么真旨奥义呢？
“新国学”的提出，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西学与国学的消长、争持和融合的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科玄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的种种论争，都是“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痛苦激烈的内心冲突。从整个趋势来看，西学长而中学（ 国学 ）消乃是“历史潮流”。在20世纪向21世纪交替嬗递之际，则更呈现出新的形势和情境，即当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而开始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它是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人格和精神风貌？是否应该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这就牵涉到对过去一百年来西学长而中学消这一“历史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反思。
西学与中学的错综纠葛在《 红楼梦 》研究中长期存在而且格外尖锐。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 更遑论一般“民众” ）都不能从根本的精神实质上全方位把握《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真谛，构成了百年误读的“《 红楼梦 》现象”。因此周汝昌所谓胸怀一个文史哲“大文科”的文化立场和视野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们中华文化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曹雪芹的《 红楼梦 》是“‘三才’俱备”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多是“偏材”，因此发生了大量误读、错解和曲说——造成此种情况又是失落中华文化本根珍粹的结果（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 红楼梦 》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此实不足为奇，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是艺术型的文化。
90年代后期以来，周汝昌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化随笔结集和论文选集，随笔大多数是对生平遭遇和治学历程的回忆文章，也有某出版社约稿的“自选集”一类。这当然也有一些“市场化”因素的推动，有少数文章在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这一类型的书有：《 岁华晴影 》（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 胭脂米传奇 》（ 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 》（ 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脂雪轩笔语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 北斗京华 》（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 天·地·人·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等。这些书的出版，再加上《 红楼小讲 》（ 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和《 红楼夺目红 》（ 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的热销，对于普及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和让读者了解周汝昌其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 红楼小讲 》十七万四千字，《 红楼夺目红 》二十万字，都是以随笔体写的普及性文本，但这种普及工作却做得十分有特色。随笔式的文体没有“论文”的僵硬面孔，能让一般读者更容易阅读、入境。同时，这两本书表面上信马由缰，实际上内部存在着严密的学术体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更突出的是，书中内容并非全是已发表过观点的重复，而有许多第一次提出的新发明。这一点在《 红楼夺目红 》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四春与八鬟”，讲到了贾家四春八个丫鬟的命名，比过去只注意四个丫鬟又进了一步，也就是对曹雪芹之文心更细致的体察，对《 红楼梦 》文本更深度的进入。此外如“宝玉的十小厮和四男仆”、“龟大何首乌”、“只有湘云是满红”等，都新意迭出，让人灵窍顿开。
万派归源，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精义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呢？用《 红楼梦 》里的话语说，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就是研究者超越了“知识”和“学问”的界面，而达到了与研究对象“灵性”的交流。这就特别能轶出常规的思路，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特别是对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人人都这么说”的所谓“定论”一类说法。
周汝昌的这些随笔式红学著作，让人联想起俞平伯的《 读〈 红楼梦 〉随笔 》。其实，最能体现俞平伯学术水平的不是《〈 红楼梦 〉研究 》（《〈 红楼梦 〉辨 》），而是《 读〈 红楼梦 〉随笔 》和《〈 红楼梦 〉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显然，《 红楼夺目红 》比起《 读〈 红楼梦 〉随笔 》来，无论思致和境界，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更上层楼了，这当然也是红学“历史性进程”的自然发展。这也彰显了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考证”和“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之真正的继承人并予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两本“随笔”是两位红学研究者的红学研究由基础的考辨论证而进入高级的“自由”状态的表征。因为只有“随笔”，才能完全摆脱“论文”的“智障”，才能真正进入“逍遥游”的境界，才能由“学”而跻“灵”。
当然写随笔，有时行文就不十分严密，这对于悟性不够而偏执于“形式逻辑”的读者来说，就会造成接受的障碍。比如《 红楼夺目红 》中对黛玉的批评和对湘云的赞美，对宝玉生日夜宴没有描写请史湘云前来而湘云却成了宴会的女主角等情节的解说，都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其实只要再加上几句话，如写史湘云“夜宿”怡红院只是通过芳官来象征，并不是真写史湘云与贾宝玉同床共枕；黛玉和湘云的异同，似也可从“两个湘妃”不同的性格特征对照之艺术角度来讲说，不一定要有褒贬口气。这样就可避免有的读者发生误解，疑问“赞霞何必贬潇湘”，甚至连王蒙① 都要说“周汝昌先生爱上了史湘云”（ 2005年3月20日上海《 新闻午报 》发表《 金庸王蒙话说〈 红楼梦 〉》）一类俏皮话了。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7）
但《 红楼小讲 》和《 红楼夺目红 》的确起到了扩大影响的作用，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人间红学”之体现。这种势头的继续演变发展，则是周汝昌在新世纪被多次邀请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对大众作红学和古典诗词的学术演讲，接受各种媒体记者采访。特别是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10频道（ 科学教育频道 ）《 百家讲坛 》推出“新解《 红楼梦 》”系列节目，在全部十二讲中周汝昌一个人占了六讲，而且其“文采风流”的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