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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难免，甚至注定会被误解，甚至被有意误解，甚至会得罪许多我尊敬的师长和学友，我的这一分析结论很容易被概括为或至少是怀疑为某种个人立场、观念或偏好的产物。但其实，我的这篇文字并不是在谴责人文学科，或想排斥人文学科。其实，我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的骨子里是喜欢人文学科的。我的专业是法学，可以说介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我个人喜欢人文学科，无论是哲学、历史还是文学；我不反对甚至大力推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历史和文学。事实上，我已写完但尚未出版的一本著作就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是中国元代的戏剧，自然也涉及到历史和哲学。甚至这篇文字本身就更多是人文的，而不是社科的，尽管我接受采纳了一些社会科学的经验实证的方法。甚至如前所说，对文史哲的同辈学者，我至今还有一分敬畏之心，这种情结也许会与我终身相伴。
我想说的不过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当寄托在所谓的雄厚人文底蕴上。社会科学当然可以甚至应当借鉴、参考、利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有它自身的要求和内在规律，有它自己的社会条件和学术共同体，有它自己的评价体系，就如同人文学科有它自己的要求和内在规律，有它自己的社会条件、学术共同体和评判体系一样；就如同我不相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用统计学决定性地测度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比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美感高三度即使有这样的研究，也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一样。因此，我的这种区分在某些学者心目中可能理解为对人文学科的打压，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其实不也是在维护人文学科自身存在的理由吗？！不也是在维护人文学科的相对独立吗？！我不是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甚至我想说的更少，也许我只想说我们应当对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底蕴这样的命题应当多一分思考和辨析，不要给予流行的关于促进或治疗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药方太多信任，就像对当年有关保健的气功疗法、鸡血疗法、卤水疗法、红茶菌疗法、甩手疗法不给予太多信任一样。对任何人开出的妙药灵丹，我们都一定要用生活和社会的经验来验证一下。
我拒绝了人文底蕴吗？或许，这种拒绝就是一种人文底蕴？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3节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
从理论上看，任何学者乃至任何人，如果他愿意从事学术研究的话主观上都会希望自己能生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而不是希望少产出。这倒不是因为学者的定义学者应当以学术为天职，这种赘述命题最多只有意识形态的伦理感召力；而是因为，如果把学者视为普通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在科研教学机构工作的普通人，学术精品会给他或她带来各种货币的或非货币的收益：职称、名誉和社会地位等。在今天的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中，尽管也有资历和关系问题，有时甚至会起相当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并且一般说来，科研成果多，得到学界认可程度高（以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数量、他引率等为标准），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包括职称、学界甚至社会声誉，与这些相伴随，也会获得更多的其他货币的或物质享受上的收益。因此，根据理性人的假设，任何学者都会努力竞争产出学术精品的。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学术精品很少，在法学界甚至连产出数量也不高。请参看，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中国法学》；2004年3期。为什么？因此，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不应当是学者主观上是否有产出和多出精品的愿望，应采取多少措施来激发这种愿望；更重要的是要问，产出精品需要哪些条件？其中哪些是给定的，哪些是我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改变，会促进精品的更多产出？
本章试图在一般的分析层面探讨中国学术研究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并不指望这一研究可能迅速形成和完善中国学术研究制度，我只是想通过这一主要是半经验的分析提出一些在我们现行的学术研究制度中，由于种种政治正确，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因素，减少项目工程化的学术研究，而把“抓”科研的着重点转向学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我还是采取一种陈旧分类，把可以想像到的条件分为内在的（个人的）和外在的（社会的或制度的）。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4节 天分，以及什么是天分？
学术研究是强调天分的。天分就是学者的个人条件，其中最重要、最明显的是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在努力程度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并且由于个人的利害关系，可以推定努力程度大致相近，当然这里也有偏好问题，下面会谈），一个人智力很高，很富有想像力，思维敏捷开阔，这会为一个人创造精品多出精品提供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基本的条件。体力也很重要，许多科研都需要很强的体魄，能够坚持工作多少小时，无论是观察、思考还是写作；即使坐在计算机前一动不动写作，也会非常劳累，有时甚至比某些体力劳动还累。至于社会科学中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则往往更需要强健的体魄。如果说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可以说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素质。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这方面的素质除了偶然的后天损伤外，基本是天生的，因此会是长期稳定的。应当承认，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生理发育正常，从生物群体来看，人与人之间的这类差别又并不大。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灵长目动物，例如黑猩猩，与人类的差别也要远远大于正常人之间的差别。但如果从人类内部来看，不同的人之间的这方面的差别相当大，并且很难改变。爱因斯坦的天才恐怕就不是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请想一想他想像人以光速行进时的想像力和抽象能力就行了。在当代美国法学界，我在其他地方曾多次引用过的波斯纳，尽管其学术贡献还有待于后代评价，但其智识能力、精力和体力在美国法学界和法律界也常常令人感叹，不仅是一般的法律人，甚至是许多法律学人和其他学界的大师也都表示感叹。科斯就说过，大意是，波斯纳的写作速度比自己的阅读速度还快；德沃金则称波斯纳是“法律界的一个奇迹”。波斯纳在美国联邦第七上诉法院的同事在一份判决意见的脚注中就赞美波斯纳写的书比许多人一辈子读过的书都多。BankcarpAmerica；Inc。v。UniversalBancardSystems；Inc。；203F。3d477（7thCir。2000）。在经济学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才华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誉。这些传奇似的人物表明人的先天能力可能是有差别的。
在中国传统中，人们还常常会提出另外一些看似个人的条件，例如，学习刻苦、认真、坚持不懈、耐得住寂寞、珍惜时间、笨鸟先飞等等。并且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历来都赋予这些个人因素某种“道德”的品质，即所谓的道德文章，要求人们学习（但这也就暴露了这其实并非个人的，而是社会的）。我以前也非常相信这些；但如今不那么相信了。首先的证据是，在中国历史上，例如悬梁刺股，例如凿壁偷光，例如映雪夜读，例如囊萤夜读，例如程门立雪等诸多勤奋读书的故事中，那些故事的主人翁，我们大多记不得了，记得只是这些故事，这表明这些可能是当时最勤奋的学生后来并没有成为当时最杰出的学者。甚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