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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我个人的人文底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比较陈旧。我看不起文化快餐或快餐文化，认为它既不精致也不完美；但这是从我的偏好而言，而一旦我把自己摘出来，从法学和社会学家的角度较一下真，我们又会认为哪一种文化是绝对好并永恒完美的呢？而所谓的文化快餐，如果放在当代社会中看，难道不正体现了一种知识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趋势，不正体现了一种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追求，不正体现了社会对新知识的需求吗？而这反映和回应的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急剧和普遍转型，从一个相对静止的农业文化到一个更为生动强健的工商文化的转变。如果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需要的主要知识就是用完即扔的知识，如果在这个社会中知识的折旧率就是很高，难道我们可以并可能因为我们对文化的评价而要求社会适应我们吗？我们今天观赏传统京剧的人大大减少了，绝不是因为观众的人文底蕴少了，而是时代变了，今天的城市白领可以说在任何方面都一定要比传统时代的京剧观众（他们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也背不下历史朝代）的文化底蕴厚得多。
也的确，古代有不少官员（包括“赢得青楼薄NB062”的作者杜牧，因此在今天他肯定是极端腐败的官员），甚至很高的官员（例如白居易、元稹；例如王安石、苏东坡；例如韩愈、司马光）吟诗作画，文采飞扬，而今天自打毛泽东之后，尽管许多政府高官也都偶尔赋诗、四下题词，却没有一位可以在文采上或书法上可与这些古人媲美的。但这真是一个问题吗？其实，当我作这种比较时，已经犯了时代错误，表明的只是我的观念陈旧，因为看上去似乎“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毕竟已“换了人间”。社会的变迁，知识的分工，职能的转换以及选拔的标准都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政府官员首先不是文人学士，因此，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人们根本不看重官员的书法如何，诗歌如何，文采如何；人们看重的是他有没有能力招商，有无能力融资，有无能力处理外交内政。甚至在大学里，包括人文底蕴最雄厚的文史哲院系也是如此了：院长、系主任的选任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得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一定的交涉能力，甚至就不能有太多的文人习气。甚至我们今天挑选教员的标准也发生变化了，我们也许偶尔还会称赞某个老师的板书写得好，有书法功底，但是这已经不再是挑选教员、评定职称的标准了；我们甚至不苛求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了，我们更看重的是他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和他引数了。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社会对文化知识的评价体系都已经变了。
而且，我也根本不相信通过提倡人文精神、或传授人文知识就可以增加人的人文底蕴。比方说，有外国学者说，法律必须信仰。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89年。这话不算错；但是如果人们不信仰，或还没有信仰，或者这个社会还是看重人际关系或法律规则会受人际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大可能仅仅通过倡导就可以使人们“信仰”法律，除非我们搞蒙昧主义。而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已经是不可能的。又比如，20多年前中国文科高考成绩最好的都进了文史哲，而如今都进了法商经（我自己当年也想进北大中文系和哲学系，落选了，直至今天，遇到同辈的陈平原、阎步克、陈来等教授，我仍然会充满敬意并感到某种不安）。而且，我们要注意，20多年前，那是文革刚刚结束，是在一场“文化浩劫”之后，夸张一点说，是在一个最没有人文底蕴的时候，可那时的青年人却在追求“人文底蕴”；而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却是一直在倡导着精神文明，弘扬着传统文化。这种反差值得玩味！
我常常认为我们法学院的学生过早专业化，过分技术化，我也希望同学们多学一点文史哲，我也开设了《法律与文学》之类的课程。但是，如果我们的学生就是喜欢网络，就是喜欢“酷”，就是喜欢金庸，就是认为金庸比曹雪芹更好，就是认为金庸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就是喜欢“无厘头”，就是喜欢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喜欢《真实的谎言》或《泰坦尼克号》，或者是口头上说鲁迅如何如何了不起，但床头边放的都是《笑傲江湖》，我们又如何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偏好呢？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去阅读《道德经》或唐宋八大家，我们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去阅读《奥德赛》或《卡拉马佐夫兄弟》。即使上课读了，他们也不会讨论；即使组织他们讨论，也无法要求他们在课余交谈。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只能是提醒他们一下：在他们视野之外还有些东西也不错至少我们认为不错，曾感动我们或多少个时代。但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们的行动拒绝了，那么我们恐怕也只能接受他们的不接受，我们不可能拒绝他们的拒绝。
事实上，除了一些只属于特定时代的人文精神或底蕴外，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东西都必定是在社会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必须是对人有文化的召唤力和感染力的。“人文底蕴”并不是本质主义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某个时代的规定，甚至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共识，而只能是多时代的交叉共识。许多风靡一时的作品，无论是什么作品，后来都被或会被遗忘了或淡忘了，有些东西则保留下来了或会保留下去。请不要以为我的这个说法仅仅是针对传统的人文，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普遍方针，“让我们走着瞧”，这就是我对金庸以及今天的许多流行或大众文化的态度。也许我对金庸有些偏执，但这未必不是在坚持一种人文的立场，一种学术和艺术的个人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是努力做我们自己的事。提倡、倡导或义务性教育最多只能对人的知识结构有边际的影响，而不可能超过社会本身对人之偏好的创造。
第三部分 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第20节 道德、人格作为人文底蕴？
在一些学者看来，上面讨论中的“人文底蕴”可能还都太技术化了，可能都不属于人文底蕴的“核心”或“本质”，不是那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文底蕴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骨气和人格，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结果的忠诚和坚定。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反思文革，批判1950年代以来的极“左”思潮。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一些学者赞美顾准，赞美他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坚定地从理论上批判了计划经济，指出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且为这一追求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家人的理解。也有许多学者高度赞扬陈寅恪、马寅初的学术品格。有些学者，一提到顾准，就热泪盈眶。
顾准当然是我心目中的学界英雄之一。但是我又感到，一旦把顾准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他所谓的独立人格或思想，特别是他的骨气时，我就觉得这种逻辑很有问题。在我看来，顾准的真正伟大之处主要并不在于所谓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而在于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批判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不在于其批判性的意义，而在于其建设性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对任何人所谓的独立人格的承认都紧紧依赖于并附着于对于他的思想之社会后果的评价和承认，而不是独立于对这种后果的承认。一个学者也许很有骨气，很有人格，但并不是有骨气哪怕是学界人士就能保证一个人成为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社会科学家或思想家。这里的逻辑是很明显的。当张春桥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一言不发，蔑视法庭时，在某种中性的意义上，他不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坚定信念的吗？他同样拒绝接受一个社会的流行观点，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成为有社会科学贡献的学者或思想家。我们并不赞扬他；相反，我们可能只会说他“顽固不化”、“顽抗到底”、“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是华君武先生为此所作漫画的名字）。我们赞美一位学者的人格不过是认同其思想的社会后果，而不是认同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