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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二三其死三心二意，没有为国捐躯的决心。从《诗·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变化而来。
（２４）“愿汝持盾而归来”二句，是斯巴达妇女在儿子出征时说的话。见普鲁塔克《道德学三四一，Ｆ》。
（２５）弱也则弃之泰噶托士之谷据普鲁塔克《列传·来库古传》第十六节，古代斯巴达的新生婴儿，必须经过国家长老的检查，认为健壮合格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到泰噶托士（Ｔａｙｇｅｔｕｓ）山谷的弃婴场。
（２６）式微衰落的意思。《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
（２７）魂魂很盛的意思。《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２８）投梭之拒指女子拒绝男子的引诱。《晋书·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２９）大逵通往四方的大路。《尔雅·释宫》：“九达谓之逵。”（３０）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通译亚里斯多德摩，斯巴达的开国国王，黎河尼佗的祖先。古希腊历史著作《阿波罗多鲁斯》第二卷第八节说他为迅雷击毙。按逃归的武士与开国的国王同名。（３１）蝶尔飞神即阿波罗神。蝶尔飞（Ｄｅｌｐｈｉ），古希腊祭祀阿波罗的神殿，在帕尔那索斯山的南麓。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与《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同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短讯中刊出。《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Ｏ．Ｅ．即小原荣次郎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拼音（ＯｂａｒａＥｉｊｉｒｏ）的缩写。
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
他们的花园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集外集桃花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２）。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杨妃红”《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
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２）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３）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４）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５）六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y稀弊鳌*焰”。西村真琴（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日本生物学家。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２）鸠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３）大心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为大悲心。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４）精禽即精卫。《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５）劫波佛家语，梵文Ｋａｌｐａ的音译，略称为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
田园思想（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２），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通信1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至于江先生的文章（２），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３）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九月一日。
通信2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２）。《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３）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