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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云喝多了，来来来，大家把他扶回去，走吧。”王文宾听到方云后面的话，吓了一跳，在这敏感时期，一句话就要掉脑袋的。当下一拳就砸在方云的后脑勺上，把他打晕了。然后马上招呼何凯几个七手八脚的抬他回去了。
在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副委员长罗济时遇刺案有了突破性进展：刺客已经被抓住！刺客是一名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叫乔巴山。刺客是自己到南京市警察局投案自首的。当他穿着一身整齐的干净的旧西装到南京市警察局值班室，告诉值班警察自己就是刺杀罗济时的凶手时，那名值班警察并不相信他，但当乔巴山掏出手枪对着那名值班警察的时候，这才引起骚动。内务部的官员很快就带走了乔巴山，并对他携带的手枪进行了检查，确认它就是打死罗济时的凶器时，这才相信乔巴山就是凶手。
很快，法庭对乔巴山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乔巴山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乔巴山被指控犯有阴谋谋杀罪。当法官要求他认罪的时候，乔巴山非常爽快地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求法庭撤回为他指定的辩护律师，但法庭没有同意。后来，乔巴山在法庭上又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整个审讯过程只延续了七个小时，乔巴山就被判处死刑。
实际上，早在法庭审讯开始以前，乔巴山就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他行刺罗济时副委员长的动机。原来他是计划刺杀李飞耘委员长的，但掌握不了李飞耘的具体行踪，只好改变计划刺杀比较容易掌握其行踪的罗济时副委员长。在简短的审讯中，乔巴山明确地表示，他杀害罗济时是因为他“感到这是他的责任”，他憎恨政府对待劳动人民的冷漠和敌对态度。他说：“有人拥有这么多，而有些人却什么也没有，这是不公正的。我理解并且愿意接受对我的惩罚。”
在乔巴山被捕的第二天，几位医生向他提了许多问题，他的解释和前一天基本相同，他说：“我不信任三民党领导的政府，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统治者。杀死罗济时是正确的。”乔巴山还对李飞耘和罗济时的演说表示反感。他说：“罗济时在全国各地到处叫喊着‘博爱’‘繁荣’，但对于穷人来说，哪有什么博爱和繁荣呢？我不害怕去死，总有一天我们都得死。”
乔巴山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幼年的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他说：“我枪杀罗济时的时候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我知道那将付出我自己的生命，但我愿意接受任何后果。”
早在西元1923年，乔巴山就参加了反对政府剥削制度的示威游行。大汉帝国政府通过法案，大幅提高税率，并且提出了效仿古时的“人头税”，连初生的婴儿都不放过。残酷的税制让广大的贫苦百姓生活更是水深火热。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和阶级矛盾的尖锐，西元1923年6月4日，为抗议帝国不合理的税制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在帝国的上海，乔巴山参加了纱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这是一次和平的示威，600多名纱厂工人秩序井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只是打出了抗议的标语，沿着黄浦江畔默默地行进。
下午三点左右，黄埔区行政司法长官带领150名左右的武装人员截住了游行队伍，封锁了工人们前进的道路。游行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时，行政司法长官拔出了手枪，命令游行队伍就地解散。纱厂工人们对此置之不理，绕过他继续前进。
行政司法长官恼羞成怒，抓住了其中一名工人的衣襟，用手枪抵住他的胸膛，要求他马上滚回家。另外一名工人走上前来挡开了他的手枪。枪响了，虽然没有打中迎上来的工人，但却打破了愤怒的沉寂。
慌乱中的行政司法长官下令开枪，顿时枪声大作，子弹一齐射向了手无寸铁的工人们。示威的工人们在枪声中四处逃散，杀红了眼的枪手追赶着工人们的背影疯狂地开枪射击。
枪声持续了整整十五分钟，在刺鼻的硝烟中，到处是受伤工人发出的惨叫声。在这场一边倒的血腥屠杀中，有四十多名工人被打死，乔巴山和七十多人一样，身负重伤，几乎失去了生命。
这次穷凶恶极的屠杀甚至使一些主张限制暴力斗争的和平主义分子也感到震惊，全国各地的抗议运动纷至而起。抗议者组成了“6。4黄浦江区受害者全国诉讼和福利委员会”；向法庭提出了起诉。最终的审讯又是一个骗局，法庭最后竟然宣布黄埔区的行政司法长官和行凶者无罪，并声称他们实在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
“6。4黄浦江大屠杀”让乔巴山在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又一次看到了剥削统治阶级对待雇工是如此的不公正，如此的残忍和没有人性。他对前来探视他的哥哥说：“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在休养期间，乔巴山读遍了他所能得到的有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在他购买和收集的书刊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有关大汉帝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内容。他越来越坚信，大汉帝国的社会要进行一次彻底地改变。
西元1824年夏，身体康复的乔巴山积极投入到改变帝国社会的活动中去。他不停地在上海，广州和北平三个城市之间来回穿梭，设法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他要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因为他最近的研究结果告诉他，大汉帝国必须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变革，而现在，他准备随时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他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指导和别人的支持。
可是，事与愿违。乔巴山不但没有能够得到无政府主义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的帮助，他的频繁活动反而引起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怀疑。
见过乔巴山的人都觉得他仿佛是个迷，他沉默寡言，一开口往往会局促不安，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他提的问题往往又很尖锐，总是十分卖力地宣扬暴力革命，说暴力是阶级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的言行引起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警觉，甚至认为他是政府派来的奸细。
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他的不信任，让乔巴山懊丧至极。在这样的环境背景和心态的驱使下，乔巴山做出了刺杀大汉帝国最高首脑李飞耘委员长的决定。在他投案自首的时候曾说过：“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消除他们的怀疑。”这不能不说是乔巴山的悲剧。
对于罗济时遇刺的事件，李克，博波和方云在一次闲聊中说起过，方云还曾为乔巴山感到过惋惜。谁知道李克，博波对此不可置否，令方云很惊讶，就追着问原因。博波还曾摇头讥笑了一下他政治上的短视。最后还是李克说了一句话：“那我问你，如果没有一个势力在背后支持，乔巴山一个书生是怎么能够进入警备森严的建设部办公地点？他又是如何搞到武器？而且又那么巧合，刺杀罗济时的时候，他身边会没有一个警卫？”
方云恍然大悟。
黑！真他妈的黑！
～第七章～
头痛欲裂，口渴得厉害，后脑勺隐隐作痛，这是方云醒来的感觉。他呻吟着爬了起来，摸到桌子边，倒了碗水喝了，才清醒了一些。抬眼往门外望去，已经是暮色苍苍。
说起来都可笑，基层部队都在忙着改组重编，而他们这些原来跟随着李克等人的机关人员，却因为高层领导的变动，成了闲置人员。很多人都把他们划到李克，博波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多多少少都和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怕一个不小心就受到了牵连。
方云起来，洗去一身酒臭后，点起了油灯。他正准备坐下来好好看看书，就听到门外就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应了一声，走处门外一看，就看见三个背着驳壳枪的警卫员，其中一个还手里还拿着些纸张。
“方云同志，晚上七点半，请准时到中央军委大院集合，有重要通知传达。”方云在警卫员递过的名单上签了字，眼光扫了一下名单，心头不由紧了紧，他看到了何凯，黄胜利的名字。
“早知道这样，我在湘江的时候就应该抗命了。”方云心里有点患得患失，懊悔起来。今天白天与何凯他们的谈话对他还是产生了影响。“回来又没有找周主席沟通，反倒和李克越走越近，哎，算了，自己问心无愧就好。”方云看看还有半小时时间，就把身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转身走到门口的时候，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精巧的匕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