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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作战》之后，石川达三还以第二次从军为题材，写了几篇短篇的“战争文学”，如《敌国之妻》、《五个候补将校》等。其中，值得略加剖析的是《敌国之妻》。
《敌国之妻》写的是日军在占领九江时，“占领”了一处民房作野战医院，一个军医在这处民房主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名叫“洪秋子”的女人的日记。从日记上看出，这个洪秋子是个日本女性。她不顾家人的劝告和强烈反对，和一个名叫“洪青年”的中国留学生恋爱并结了婚。后来和洪青年一起来到中国。结果发现洪青年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愿做妾，为自己受了骗感到痛苦。后来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秋子成了“敌国之妻”。但她抱着日军最终会取得胜利、大陆将恢复和平的愿望，和洪的全家一起逃难到了汉口。洪青年的大老婆向中国军队告发了秋子。秋子孤立无告，在绝望中自杀。……后来发现日记的那个日本军医又找到了秋子的墓，赞叹道：“死得太悲壮了。作为敌国之妻，她为祖国尽了自己的责任。她应该受到褒扬。”在小说中，秋子爱着中国，想和中国人联姻，结果却遭到洪青年的欺骗和他的老婆及母亲的出卖，遭到中国军队的搜捕威胁。这里所讲的故事具有显而易见的隐喻性：秋子是“善良”、“友好”、“忠诚”的象征，她代表着日本；洪青年及其老婆和母亲是虚伪、自私和残忍的象征，他们代表着中国。小说所要导出的结论也就是洪秋子在日记中写的那句话：“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种，洪是不值得爱的伪善者”。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对侵略战争的根本态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石川达三从真实地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到服从军部的指示，利用文学明确地进行侵华战争的宣传，其间的转变是巨大的。但是，这并不是对侵略战争态度的根本转变，而只是描写的角度的转变。有人认为，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与《武汉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是客观地暴露战争，后者是主观地歌颂战争。但实际上，这两者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
和《武汉作战》明确地支持和鼓吹侵略战争不同，《活着的士兵》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特征。这种客观性特征是由石川达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所决定的。石川达三很推崇自然主义，并明显地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把环境和遗传（本能）视为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就突出地表现了环境和遗传本能这两点。第一，他把小说中的环境（战场）看成是决定人（士兵）的行为的惟一因素。作者特别要告诉人们的就是——“战场，似乎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战斗人员鬼使神差地变成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思维，提出同一种要求。正如医学学士失去了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一样，片山玄澄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宗教。”第二，他把本能看成决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这种看法，从他创作伊始到战后，一直没有改变。他曾说过：“……生物界里，相互生存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离奇的。我以为说明这个最终不过是两种方法：其一是研究本能这种东西，如果仍不可解就得用神去说明，别无他法。总之，生物本能，是可以和神匹敌的伟大的东西。”《活着的士兵》表现的就是由战场这种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人的生物的本能。在石川达三看来，战场是人的生物本能暴露最充分的地方，士兵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本能来支配的。在法庭上的辩护中，石川达三曾说：
国民一般都把出征的士兵看得像神一样，那是不对的。我想只有表现人的真正的样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信赖，从而改正国民的认识。
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国民有朝一日发现士兵们不是“神”，就对他们不“信赖”了，那是不对的；既认识到士兵们不是“神”，知道士兵们有烧杀抢掠的行为，同时又“信赖”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信赖”。——这就是石川达三写作的根本目的。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正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描写士兵的。士兵们的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无法压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达三的笔下，士兵们有杀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爱”的本能。所以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一方面又对战友和上级充满了爱。有时候，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国伙夫，同时又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伤心地流泪。他们在战场上是刽子手，却又是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充满热爱和思念之情的好国民、好儿子或好丈夫。石川达三把这截然不同的两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对笠原下士，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他杀戮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使他变成杀人狂的只是他对战友的本能的爱。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诚的士兵，才是军队所需要的人物。”根据这样的看法，石川达三对士兵们做了明确的正面评价。他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的心理独白，明确写道：“他们（士兵）为了国家抛弃了这种属于个人的生活，因此，国家和国民应以最高的礼仪来祭奠他们泯灭的生命”； “那已泯灭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们充分的尊敬吗？”从“为了国家”的角度上讲，那些属于“生物本能”的行径，也就是“忠勇”的行为。说到底，石川达三希望国民“理解”的，就是士兵们的这些野蛮残忍的属于“生物本能”的行为，并且在“理解”了这些行为的基础上，“信赖”他们。所以，无怪乎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认为《活着的士兵》“是对士兵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其描写的角度由客观地描写战争的自然主义，转向了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诚然，《活着的士兵》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客观上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观出发点绝不是“反战”。从情理上讲，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自愿到中国战场从军的作家，作为一个“军属”（其兄是职业军人），却要作一个“反战”作家，那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中，石川达三都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地支持侵略战争的。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小说分会”的常任干事。他担任过煽动战争的“文学报国运动讲演会”的“讲师”，积极参加了鼓吹战争的所谓“街头小说”的炮制，参加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服务剧的演出，还是文学家“勤劳报国队”队员。他还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上发言，大肆进行战争叫嚣，说什么“笔头子不能击落敌机”，叫嚷文学家要投笔从戎，从而发挥更大的“文学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战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而把自己的《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说成是“反战”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过正确的认识。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随笔《时光流逝》中写道：“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谈到南京大屠杀，他竟然说其真实性“有不少问题”，“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连痕迹也没有看到”。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都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
到这里，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人只因为《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曾因此招惹过“笔祸”，就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