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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三醉人经纶问答》与其说是讨论天下大事，不如说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如何对付、掠夺和瓜分中国。“三醉人”的三种看法，表面看来互有不同，但实质是相通的。“豪杰君”杀气腾腾，说得最为露骨，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丝毫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绅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赞同他的看法，但其主旨与“豪杰君”并无多大差别。在“绅士君”看来，像中国那样的弱国干脆不必有自己的军备。那么国防怎么办呢？他没有明说，其实也不言自明，那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来“保全”中国；“南海先生”不主张对中国动干戈，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成为日本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成为日本的“滚滚不尽之财源”。
在《三醉人经纶问答》里的“三醉人”当中，中江兆民处在什么位置呢？我认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个不同角度的发言，代表了他对华思想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换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总之，在这部作品里，中江兆民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独立富强的牺牲品来看待的。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冈仓天心：“日本的伟大特权”
如果说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表达了针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意识，那么，冈仓天心则是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时代最早系统研究东方艺术（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图2冈仓天心像在《支那游记》中，冈仓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在支那没有支那”。他写道：“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冈仓天心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谁都知道，中国的南北方在风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风俗文化和东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样的道理。以此为依据来否定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无论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实质上，这里暗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亚细亚是一个”（或译为“亚细亚是一体”），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既然在他看来连中国都不是一体的，那又遑论整个亚洲的一体性呢？原来，冈仓天心是要导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亚洲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个所谓“东洋的理想”，使亚洲成为一体的呢？在冈仓天心看来，当然非日本莫属了。
以研究东洋问题而自负的冈仓天心不会不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是中国和印度的学生，那么，日本有什么资格自告奋勇地来担当统一亚洲的使命呢？他认为：
在这复杂当中明确地实现这种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遗传。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而在中国，王朝的覆灭，鞑靼骑兵的侵入，疯狂的暴民的杀戮蹂躏。——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
（中略）
就这样， 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不，她远远高于博物馆。因为这个民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性，这个民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古老的东西，同时又欢迎新的东西。凭着这种具有活力的精神，我们把过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来了。……
显而易见，冈仓天心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日本为核心，来统一亚洲文化。他打着弘扬亚洲文化的旗号，强调亚洲各国文化上的连带性，同时又把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对立起来，提出“欧洲的光荣，亚洲的耻辱”（《东洋的觉醒》）。正是这一套理论主张，成为日本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表面上看，冈仓本人并没有明确鼓吹对华侵略，但是，他又为对华侵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了石碑上。在这句口号的掩护之下，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成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义举”，对中国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扬亚洲文化”的“圣战”，侵华战争也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建设大东亚秩序》（1943）一书中，把冈仓天心的话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亚细亚的复兴，并不只是意味着从欧洲的统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它同时也是在亚细亚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复活古代的光荣。而日本实际上正在为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因为，东洋的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纵使在其故国最终也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伟大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却以生机勃勃的生命跃动着。（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从我们的生命中所摄取的正是这种作为东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战争“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全面形成，侵华“国策”也逐渐全面实施。与此相适应，日本文学界也全面军国主义化。大部分文学家加入了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的宣传鼓噪中。其中，在理论上为日本的侵华“国策”鼓吹辩护最卖力、影响也比较大的，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家。他的大量言论与著作，极力煽动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热，故意使用别扭费解的语言，暧昧混乱的话语方式，来构建日本人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体”的非理性的膜拜。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家，他试图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寻找日本文学的血统。他认为，“现代文艺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就是……为了伟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统在文艺史上列出谱系来。”（《一个戴冠诗人》）极力把日本的文学史说成是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学，证明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谓“皇国文学”，宣扬“日本主义”和“日本精神”。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家，保田与重郎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华战争，而是从他“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视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实现，极力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文学化”和“美学化”，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认为日本出兵中国内地是日本人在20世纪中采取的最“壮丽”、最“浪漫”的行动。
1938年，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杂志社的特派员，到朝鲜及我国东北、华北和北京、天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