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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害怕东亚强大的人，
要把先生的国家埋葬，
要把我们日本的力量消耗光。
想想那异色人种的苦肉计，
他们是要我们兄弟阋墙。
在应该抵御外侮的时候，
你却蛊惑民心，举起了抗日的刀枪。
只要有抗日思想，
东亚和平就没有指望。
先生难道不喜欢东亚的和平与共荣吗？
那又为什么和异色人种结成盟邦？
我想知道先生的真意，
你心里到底是何主张？
（下略）
高村光太郎的这首诗宣扬的完全是日本的“大东亚主义”以及“东亚共存共荣”的法西斯主义，代表了日本侵华诗歌中的一个基本的主题。
有的诗歌诬蔑和丑化中国军队。如田中喜四郎在题为《支那的军队》的新体诗中写道：
（前略）
对妇女施暴者，
处以死刑，
不是明明写着吗？
而这种事情，
支那人不是天天都在干吗？
盗窃民间的财物，
处以死刑，
不是也写着吗？
（后略）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中国（2）
此诗是作者的诗集《政治诗集·战争的诸神》中的一篇，作者曾作为侵华士兵到中国来过。他在《战争的诸神》中，把侵华日军写成“神”，却把中国的抗日军队写成了无恶不作的恶魔。作者把自己的这些诗说成是“政治诗”，可见他对中国军队的歪曲描写完全是在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
也有不少诗歌有意无意地反映了中国军民英勇的抗日的情景，特别是“娘子军”、“学生军”，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许多和歌写到了他们，如：
最后负隅顽抗者，竟是敌人的娘子军。（波多野土芝）
水上抓到的娘子军，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小泉疲 �
河南学生义勇军，坚守战壕到最后。（小泉疲 �
拿着手榴弹，哭着冲上来，一下倒在地，再也没起来。（小泉疲 �
长发少年擦掉泪，奋不顾身来反击，都是广西学生军。（渡边直己）
龙胆花开遍山野，敌兵尸体少年多。（永井隆）
在一些炫耀屠杀和战果的诗歌中，也反映出我军抗战的某些侧面，如：
上等兵谈论支那兵的暴勇，声音虽小我也听得清。（金子健）
捉了一个精悍的俘虏，俘虏当夜自杀。（野村熏）
打死一批又一批，红枪匪（手持红缨枪的中国农民抗日武装——引者注）口念咒语再次来袭击。（堀川静夫）
《抗日建国纲领》，放在〔中国〕营长办公桌上。（堀川静夫）
敌人逃得急，南瓜饭还冒热气，来不及装进饭盒里。（菰渊正雄）
墙上写着“彻底抗日”，村里没有一个人影。（坂本义夫）
抗日标语写在墙，一路行军一路有。（三国一声）
我拿着墨汁和笔，涂掉学校墙上的抗日文字。（浅见幸三）
有的写到“敌兵”的和歌，反映了我抗日军队作出的牺牲：
支那兵额骨中枪弹，双手抓土苦不堪。 （儿玉柴门）
喇嘛塔影映水中，敌尸塔影两相映。（行方晃）
雨野行军山路上，脚踩敌尸默默行。（庭山良一）
战壕中敌人伤兵在呻吟，我踏着他们向前进。（堀江坚）
有些诗歌反映了沦陷区人民的某些情况，如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强制性的招募中国人作苦力和劳工，对沦陷区进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等等。
拂晓占领小村庄，村中百姓全逃光，只有一个患麻风病的小姑娘。（藤田楫一郎）
此国土民， 冒着流弹割小麦。（三国一声）
劳工排队鱼贯来，手印按在白纸上。（竹内六郎）
道路旁，土民抬来开水，打着仓促作成的太阳旗。（笠原实鹤）
我看见在太平小学校，有日语发音字母表。（下田武夫）
从以上列举出的这些侵华诗歌，我们足可以看到战争期间日本诗歌的大体面目了。当时，日本文坛有人曾预言：“这次的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会促使伟大作品的产生，其中最伟大的作品，要出自和歌的世界。”（《圣战短歌集·序言》，书物展望社编，1938年）岂料，这些企图以“伟大”名世的诗歌，倒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史上的一份份铁证。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所谓“宣抚”与“宣抚文学”（1）
什么叫“宣抚”？除了当年受日军的“宣抚”活动骚扰的中国沦陷区的老百姓外，在今天已经是鲜为人知了。就是在日本，“宣抚”这个词也早已成为一个死词，年轻一代大都不知何所指了。日本学者竹内实在《宣抚的思想》一文中写道：“‘宣抚’或者是‘宣抚班’这类词，今天，在日语的世界中已经成了死词。然而，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到整个日中战争时期，这却是一个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尖端的、思想的、政治性的用词。它试图使人忘掉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可耻性（多少是无意识地意识到的），它不能不带有咒语的意味。”又说：“‘宣抚’这个词的起源于中国唐朝的制度‘宣抚使’，指的是从中央到地第八章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及“宣抚文学”方进行地方的安定工作的高级军事司令官”。（见《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岩波书店1992年版）可见，当年日军使用“宣抚”这个词，是故意取唐朝的意味而用之的，意味着日本把中国的沦陷区作为日本的“地方”，并加以巩固和安定，具有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侵略的含意。
把“宣抚”二字分析起来看，也是“宣传”、“安抚”的意思。日本的中国的侵略活动，一开始就是武装侵略与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他们非常重视在中国沦陷区的宣传，称为“思想战”或“思想宣传战”。侵华战争全面发动之后不久，日本就出版了不少诸如《战争与思想宣传战》、《战争宣传论》、《大陆的思想战》之类的论述“思想宣传战”专门著作。日本的“思想战”或“思想宣传战”，按其不同的对象，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面对中国文化人和上层阶级的，在这些人当中进行“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皇道文化”之类的宣传渗透，拉拢亲日势力，培养和扶植汉奸。另一部分是面对沦陷区的普通老百姓的。而所谓“宣抚”，指的就是面向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宣传活动。这种“宣抚”活动，是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所谓“思想宣传战”的主要形式和途径，在日军的“思想宣传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规模很大，为害甚烈。如果说，武装侵略、烧杀抢掠是日本军队对付中国人民的硬刀子，那么，“宣抚”活动则是对付中国人民的软刀子。他们在占领区采取种种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造谣惑众，软硬兼施，又拉又打，分化当地老百姓的抗日斗志，成立汉奸组织，为日本侵略军收集、提供情报，离间、破坏民众和抗日军队、特别是与八路军的关系。由于“宣抚班”的这些活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很快受到了日本军方及日本国内的普遍关注。从1938年开始，日本国内改变了此前只注重报道前线战役，而对宣抚活动注意不够的情况，出现了许多关于“宣抚”及“宣抚班”情况的报道。例如，1938年，日本组织了一个由“转向者”（即变节了的原共产党员）组成的“皇军慰问团”前往华北沦陷区。这些人回国后出版了一份报告，极力宣扬日军“宣抚班”的“宣抚活动”。如中山义郎在1938年3月发表的《左翼转向者所看到的北支》（“北支”即中国北方——引者注）中写道：
在北支，最让我们关注的是宣抚班的活动。在皇军进驻的地方，无论何处都可以看到宣抚活动。我们旅行所到之处，到处都张贴着宣抚班搞的宣传画和传单。只有这种和皇军的威武相伴随的宣抚工作，才雄辩地说明这次战争不单是攻击和侵略，也是促使支那民众反省、并重新握手的前提。我们奇怪为什么从军者们只注意热闹的战争状况的报道，而对虽然平凡无奇，然而事关重大的宣抚活动未予报道。我们对此很不满意。
宣抚班在前线推进之处，到处开展活动。首先，占领一个村落后，就马上去那个地方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