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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队作家”制作的所谓“军队文学”，其数量相当庞大。虽然作品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但由于他们具有军人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在当时的读者中，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由军人而成为作家的，不乏其例，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军人“作家”。日本国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民的战争狂热，强烈的战争参与意识，对“军人文学”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战争宣传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学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文学”的艺术性要求，放宽了作为“作家”应有的水准，使得他们把那些“外行”也看成“作家”，并欣然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层次的人，在日本侵华军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产生军人“战争文学”的重要条件。这种情况，在一个名叫池田源治的从军记者写作的报告文学《知识分子部队》中，有具体的描述。所谓“知识分子部队”，是指1938年参加武汉作战的以本间中将为师团长的第27师团。这支部队“全部的三分之二，是中等学校以上的学历，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大学或专科学校出身”，因此被认为特别强大。为什么特别强大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知识分子部队的首长既是优秀的知德武将，又是稀有的勇将”；第二，“第一线首长周围人才济济”；第三，“士兵都是最精锐的”，“这些勇士们，由于教养好，了解这次圣战的意义，熟知国防之大义，上下团结，遵纪守章，各安本分，珍惜名誉，深知廉耻，是真正的勇者。”事实上，并非日本所有的侵华部队的士兵都有这么高的文化和学历层次，但在日本士兵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人一旦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一旦有了战争体验，一旦受到宣传媒体的诱导，就会操笔写作所谓“军队文学”。在这些“军队文学”中，有不少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引起了轰动。所描写的题材也很广泛，前线、后方都有涉及。在描写前线的作品中，尤其以上海淞沪战役、徐州会战、南京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的战役为题材的最多。其作者，涉及日本军队的各个级别层次，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包括特务兵、医务兵、铁道兵、甚至随军和尚都染指“军队文学”。
图16藤田战车部队在南京中华门横冲直撞
在侵华日军将军中出现的“军队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陆军少将、当时的战车（坦克）队长藤田实彦（此人在战后被判为战犯，1946年在中国通化畏罪自杀）。他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描写了他所率领的日军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加攻克南京的战役的情形。他写到了沿途的中国“良民”（实际上是日占区受日伪军蛊惑的一部分民众）打着日本的太阳旗，或抬着开水，在路旁欢迎和接待日本坦克兵的情景；他也写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写到了中国军队为了阻击日军进攻对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破坏，在南京外围修筑的许多防御工事。但《战车战记》着意表现的是日本战车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面对这先进的武器，中国军队在抵抗无力之后只能撤退逃跑。以致修筑的碉堡一次也没能使用，留下了两千多罐汽油来不及运走而落在日军手中；在南京城，特别是在中华门，中国军队是如何的顽强，而日军的坦克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发挥了作用。作品最后还写到，中国兵在失败后无法逃走，便换上便衣混在老百姓当中，装作“良民”，但“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今天看来，这一描写在无意间带出了一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就按这个数字而论，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后，“检举”并屠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啊！
在普通日军侵华士兵写作的“军队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上等兵谷口胜的《征野千里》和松村益二的《一等兵战死》。谷口胜是最早写作“战争文学”的侵华日军士兵之一。他的《征野千里》（1938）以“手记”的形式记述了他随所属的中野部队，从华北经海路到杭州湾登陆，转战南京、芜湖，挺进大别山地区，参加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役中负伤回国的经历和见闻。和一般的侵华文学所惯常描写的日军如何势如破竹、中国军队如何不堪一击有所不同，《征野千里》表现了日军行军作战的艰难困苦，——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他们和战死者一起，浸泡在水沟里三天，一步也前进不得；他们的坦克陷入火海，他们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尽管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征野千里》没有描写日本士兵对战争和生死的真实的想法，但其描写还是能够给人留下相当真实的印象。松村益二在战记集《一等兵战死》（1938）的序言中说：“自己是一等兵，只知道一等兵的事情。”他集中描写了日本士兵，特别是一等兵战死的情形。那些士兵的年龄、出身、性格各有不同，死的原因和情形也各不一样。有的死在战斗中，有的死在作业中，有的死在休息时，有的死在医院里，有的预感到自己会死，有的没想到自己会死。有的死的时候来不及说话，有的死时高呼“天皇万岁”。大山上等兵在行军途中的小憩中，看到稻田时说：“看见这熟了的稻子，真想收割啊！”说着起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年轻的和田一等兵在进攻时中弹，别人安慰他说“伤不重”，他说了句“你可不要哄我啊”，便倒地而死。当“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印刷厂宿营的时候，想到战争的残酷，极力思考“战争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战争是什么？不知道”，于是便抛弃一切思考，“必须胜利，必须打！此外别无出路”。面对残酷的战争和不断的死亡，反而放弃了理性的思索，更加激发了侵略和屠杀的狂热，这样的表白和描写是符合日本侵华士兵的实际情况的。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2）
除《征野千里》和《一等兵战死》之外，由侵华士兵写作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文学”作品还有特务兵田村元劭的《马和特务兵》，步兵军曹西田稔的《山与兵队》，陆军少尉田中荣次的《斗魂》，陆军伍长赤石泽邦彦的《张鼓峰》，陆军中尉并木龙男的《藜部队》，陆军中尉铃木泰的《失去双眼》，陆军军曹玉井政雄的《泥与兵队》，步兵中尉冈田的《士兵及其家属》，等等。
二、日比野士朗、栋田博对正面战场的描写
日本侵华军人的“战争文学”，从题材范围上讲，可以分为描写正面战场的“战场文学”和描写占领区日军活动的“枪后文学”两部分。
在“战场文学”作者中，当时影响较大，后来的学者们评价较高的，是日比野士朗和栋田博。
日比野士朗（1903～1945），入伍前曾在农村中学当代课教师。七七事变之后，加入侵华军队，来到上海前线参加吴淞渠渡河战役并在战斗中负伤，回国后，以自己在吴淞渠渡河战役的经历为题材，发表了处女作中篇报告文学《吴淞渠》（1939年2月，《中央公论》），引起了较大反响。接着，又发表了描写自己归国养伤的体验与见闻的《野战病院》（1939年4月）、以自己应征参军前后的经历为题材的《召集令状》（1939年6月）等。因为这些作品，他获得了1939年度的“池谷信三郎文学奖”，和当时的火野苇平、上田广等一起，被视为有名的从战场荣归的所谓“归还作家”。此后的日比野士朗还积极地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化宣传活动，任当时的法西斯主义文化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发表后，当时权威的评论家小林秀雄在《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1月26日的“枪骑兵”栏目中撰文指出：《吴淞渠》所描写的还不是战争的全部，但作者“把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