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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更多的作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热衷于制造日本统治下的“民族协和”的神话。
表现“民族协和”的“典范”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1943）了。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广福，是由故事讲述者“我”作“保证人”、由乙炔气体工厂雇佣的汉人勤杂工。刘广福拿很少一点工钱，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但他却任劳任怨，没有一句牢骚，没有一点不满，只知拼命地干活。他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吃苦耐劳的品格、勤恳诚实的态度，是“满人”工人的带头人。可是，有一天，工厂仓库里的电石罐被盗，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是刘广福所为，于是，刘被警察署逮捕关押起来。但“我”不相信刘广福会干那种事，就去警察署和刘广福见了面，并从刘那里得知了盗窃犯的线索。通过对全体工人搜身检查，果然从一个工头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疗花柳病的巨额单据。警察逮捕他后，他供认不讳，于是刘广福还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厂发生了火灾，刘广福奋不顾身救火，使工厂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他的手和脸却被严重烧伤，虽没有生命危险，但看起来要留下后遗症了。刘广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饭店打工的“那娜”姑娘，无微不至地在医院照料他。刘广福终于出院了。“我”看见出院后的刘广福，竟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对他的惊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我”赞叹不已。——小说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篇小说中，“我”对刘广福的信赖和友情，刘广福对工作和职务的勤劳和奉献，特别是刘广福在火灾事故中为了工厂而勇于牺牲的精神，还有刘广福和那娜的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完全是日本殖民政权“勤劳奉仕”、“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宣传口号的一种诠释；“我”和刘广福的友情，是“日满亲善”的象征。我们还不难看出：日本所谓的“五族协和”、“日满亲善”，就是需要像刘广福那样的人，——没有民族意识，没有做亡国奴的悲哀，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为日本统治者当卖命的“苦力”。这才是“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的前提。“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绝不是在民族平等下的“协和”，而是以服从日本人殖民统治为条件的“协和”。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2）
牛岛春子的短篇小说《一个姓祝的人》（1941） 中的主人公祝廉天，则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人”的另一种形象。如果说，八木义德笔下的刘广福是殖民地中的“顺民”的典型。那么，牛岛春子笔下的祝廉天则是日本殖民者的鹰犬的典型。祝廉天是县长办公处的翻译官，他在“日系”职员中评价很坏。因为他具有一般“满系”职员所没有的傲慢和精明，以至周围的人都怵他三分。而新上任的日本人副县长风间真吉却欣赏他的才干，赞同祝廉天所奉行的日本式的行为方式。祝廉天作为中国人，运用的是“日本的原理”和“现代社会的法则”，是日本的“职业道德”和官僚制度的忠实和严格的贯彻者。他对于诉讼和告状，总是作认真的调查，公平行事；对于“满系”警察的不公正行为，也决不姑息通融，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从不能在他的手下逃避兵役。这些作法，与依靠金钱和人情驱动的“满人”社会的法则截然不同。而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恨他，恨他竟然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一个姓祝的人》中的祝廉天就是这样一个被日本殖民主义同化了、扭曲了的“满人”的典型，他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是满洲殖民地造就的一个畸形儿。据1936年“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写的一本书《满洲的传说和民谣》（日文）中记载，当时的“满洲”中国人就对祝廉天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还给他们编了民谣加以讽刺。有一首民谣曰：“礼帽戴在脑袋上，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一口好牙也要把金牙镶，手里提着小拐杖，手指夹着朝日烟，用日本的火柴来点上。开口就说日本话，恶言秽语把人伤。把吃饭说成‘米西’，最后啪地煽你一巴掌”。但是，尽管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人们对祝廉天的反感，可是，作者显然并不是要否定这样的人物，而是要从日本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满人”，并以此表现日本殖民主义对“满人”的成功渗透。当时的日本文坛的评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如第12回“芥川奖”的评委小岛政二郎说：“看了《一个姓祝的人》，祝这个人的奇特的性格历历如在眼前，由此了解了外族人种。从这一点上说，这篇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宇野浩二认为，小说通过“祝”这个人的独特的性格描写，“一定程度地表现了满洲国的内面或一面”。
综观二十多年间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满洲文学”基本上是日本殖民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其中许多作品，是自觉地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充当了日本向满洲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的工具。有的煽动日本人吞并满洲的狂热，有的鼓吹“满洲建国”，有的为“满洲国”涂脂抹粉，有的杜撰“五族协和”、“日满协和”的神话。即使有些不是自觉地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作家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殖民主义及军国主义的文化的、种族的成见和偏见。他们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满洲中国人”，也在殖民主义的有色眼镜下不同程度地变形和扭曲了。因此，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缺乏真正的写实主义精神，倒是不乏狂想、偏执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日本人的“满洲文学”与生俱来的绝症。随着“满洲国”在1945年的土崩瓦解，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也灰飞烟灭了。战后，还有不少从满洲回国、有着满洲生活体验的作家，写出了不少以殖民地时代为背景的作品。但是，那些战后的“满洲文学”已不再是狂热的“浪漫主义”，而大多是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日，为那失去的一切唱挽歌了。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1）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 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其为“笔部队”。“笔部队”的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歪曲描写日占区的状况，胡说日军和中国老百姓如何“亲善”，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夸耀自己的战争体验……
一、初期派往中国前线的特派作家
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事变爆发几天后的7月11日，就在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的当天，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13日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第五章“笔部队”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