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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轴心社会里，有一位优秀的父亲，子女便已成功一半。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讲求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首先必须有一位好老爸，才可望与幸福人生搭界挨边，否则，连造化的门儿都摸不着。宋嘉树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怎样的经历怎样的环境便会造就怎样的人才。宋嘉树取法乎上，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推崇备至。他注定不会成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辈。
1886年宋嘉树回到上海，作为一位标准的传教士，一个头脑发达、精力充沛的人，他的英文名“查理”在教友圈子里被叫得山响。这位假洋鬼子身穿挺括的西服，脚蹬锃亮的皮鞋，梳着一丝不乱的西式背头，揣着滴滴嗒嗒的精美怀表，骑着“三枪”牌自行车，看到的却是落后、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嗅到的却是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治空气，他没法高兴起来。所幸他娶了一位知书、识礼、不缠足、信仰基督教的新式女子倪桂珍为妻。她一鼓作气给他生了三儿三女，个个健康聪明。他惟一不愁的便是天伦之乐。宋查理性格耿直而倔强，与刚愎自用的顶头上司林乐知闹翻后，便将主要心思和精力转移到实业上来，创办面粉厂和印刷厂，代办机器进口业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成了百万富翁。但他显然不是那种掉在钱眼里便如掉入水井中爬不上来的土财主。他有政治理念，肯做政治投资，有赚钱的本事，决不担心钱多不保鲜，赞助革命经费时他从无吝色。他还格外重视六个孩子的教育，将他们（包括三个女儿）一个个送去美国留学，由此即可看出这位父亲的深谋远虑——最完善的教育能造就一流人才。
宋查理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1904年，宋嘉树送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堪称破天荒的创举。三年后，他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大姐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的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一、第一夫人
1914年6月，宋蔼龄因筹备婚事，辞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职务，宋庆龄随即接替了姐姐的工作。一位少女若崇拜和仰慕伟大的英雄，又有幸与其朝夕相处，内心产生出要嫁给他的强烈冲动和愿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问宋庆龄当年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她的揭秘饶有意味：“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有趣的是，尽管宋查理忠实信仰“三民主义”，但他并不赞成也不希望孙中山做自己的金龟婿，理由非常简单：孙是庆龄的父辈，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孙家中有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依教规，基督徒不能重婚，也不能离婚；孙的处境危险，长年漂泊不定。而在宋庆龄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障碍。宋查理怒火攻心，竟使出绝招，也是最大的昏招——急于另择东床快婿，包办女儿的婚姻。宋庆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她收到孙中山的密函后，索性翻窗逃出家门，一驾风去了东京。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大革命家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滞留东京时曾对房东梅屋夫人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两人年龄相差太大，结婚后，男方是会折寿的。”梅屋夫人善意地提醒道。
“只要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后悔！”
有什么办法呢？早婚者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爱人姗姗来迟，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难逃此律。他决心与结发妻子卢慕贞正式离婚，以免贻人口实（说他纳妾）。他不愿自己的私生活弄出丑闻。然而，中华革命党内部许多同志私下里对这桩婚姻不以为然，胡汉民和朱执信还当面诤谏。对他们的这番好意，孙中山一概拒收。他皱紧眉头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
既然领袖的家事容不得旁人插嘴，孙中山在1915年10月25日举行的婚礼便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和陈其美三位同志参加。
待宋查理风风火火赶到日本东京，女儿的婚姻木已成舟，他在气头上狠狠地教训了孙中山一顿，骂他背叛友谊，丧失理智，竟干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他当即扬言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嘴头硬并不等于心头硬，宋查理回国后，即为女儿补办了一套红木家具和高档的床上用品作为嫁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仍旧一如既往。临终之际，他终于原谅了已哭成泪人儿的“不孝女”宋庆龄。
幸福迟来总比不来要好得多。“我爱我国，我爱我妻”，这样的话出自孙中山之口，并不奇怪。在这位职业革命家身边，宋庆龄不仅是忠实可靠的伴侣，还是值得信赖的秘书和参谋。孙中山曾写信告慰自己的恩师詹姆斯·康德黎：“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武装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值此危急关头，怀有身孕的宋庆龄恳请孙中山先走一步。她神色庄重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于是，孙中山乘乱突围，上了永丰舰，宋庆龄也在卫队的舍命保护和友人的巧妙掩护下脱险。但由于紧张和奔劳，她腹中的胎儿不幸流产了。经过这次事变，宋庆龄的大智大勇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先前怀有成见的革命者也对她尊敬有加，正式承认她为当之无愧的“总理夫人”。
十年的美满婚姻不短也不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五号顾维钧家。在夫君的病榻前，宋庆龄三个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甘味，几近于形销骨立。孙中山尽瘁于革命事业，家无余财。他留给宋庆龄的“遗产”只有两千多本图书和上海莫里哀路的一栋住宅。
孙中山去世后，凭着他身后巨大的影响力，三十而立的宋庆龄本可以在国内或国外过一种安富尊荣的生活；若捺不下权力欲望，她本可以走向前台，进入高层。可是她一退再退，最终谦退到很远的地方，以民间立场和个人身份去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她更乐意做一位不眨眼不走神的监护人，而不是一位被民众顶礼膜拜的象征性的“国母”。蒋介石抛开孙中山的治国方略，大搞封建帝王式的专制独裁，宋庆龄嫉恶如仇，自然看不下去。她的严厉批评使蒋介石如芒刺在背，却又无可奈何。作为第一夫人，宋庆龄不在乎风光和荣耀，只在乎孙中山的思想得以光大，遗志得以继承，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难事。然而，她既不畏苦，也不畏难，与她的妹夫——蒋介石斗争了二十多年，使她的小妹（另一位第一夫人）宋美龄感到左右为难。
在美国留学期间，宋美龄的意中人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的同班好友刘纪文。此人玉树临风，一表人材，气质非同凡响。遇到这样出色的男士，宋美龄自然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