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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对政敌的清洗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但是，说句公道话，比起东汉、晚唐以及后来的晚明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党争，王安石时期的朝廷党争无疑算是温和的，王安石对待政敌的态度也无疑是足够宽容的，最高的惩罚也只是外放和降职，从不罗织罪名用阴谋去陷害对手，特别是，从未企图置对手于死地。因此，即使当时旧党的领袖如司马光，也不能不肯定王安石的人格：“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后来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虽卧病在床，仍建议朝廷厚加赠恤：“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
除开政治上的对立不谈，王安石与苏轼相互对对方的文学成就都是惺惺相惜的。两人在诗作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爱用险韵。苏轼有两首著名的《赋雪》使用了极险的韵脚“尖”和“叉”，王安石读到后极为佩服，因“爱其雪诗能用韵”而一再次韵，达六首之多。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奉敕祭西太一坛时，读到王安石的旧作，抚今感昔，次韵二首。这是苏轼集中不多见的六言诗，表达了他对王安石这位昔日的政敌兼诗友的深切同情和思念：“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便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会。这时的王安石正赋闲在家，身体多病，爱子痛丧，神宗皇帝也已经对他失去了热情，新党内部的吕惠卿之流又肆行反噬，因此情绪十分感伤。在他是红极一时的宰相时，颇为清高的苏轼很少登他的门，现在苏轼的到访让他极为感动。他亲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二人同游蒋山（钟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当然，他们还是谈到了政治，但是没有再去过多的纠缠昔日的恩怨。而在文学上，他们是真正的知音。也许他们都知道，尽管有过去的那么多恩怨，他们的名字是会一同流芳千古的。他们都懂得，在历史的长河中，官场的那么点荣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而他们杰出的诗词文章会永放异彩。王安石还邀请苏轼也搬到金陵居住，以便两人成为邻居。当然，此时的苏轼还远未看破红尘，他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的邀请。赋闲金陵后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作：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的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他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年后（1086），王安石去世。而早在他去世之前，朝廷旧党就已经复辟，新法全盘被废。此时，苏轼因主张对新法区别对待而与昔日同党——此时重登相位的司马光发生严重冲突。宋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了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个给予王安石的评价，苏轼自己也是当之无愧的。
乌托邦里的性和家
？ 马少华
几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流的乌托邦作品，对理想社会进行了繁复的设计和构想。其中与历史发展偶有暗合，当然相离甚远的更多。乌托邦作品对两性制度也多有构建，这也许是比那些乌托邦中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更浪漫、更轻松的设计。这些不同的性关系制度设计，从今天来看，也有着不同的意味。
取消家庭不意味着人的自由
取消家庭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走得最远的乌托邦空想。它的源头很早，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仍持这种观点。取消家庭是不是性开放，是不是人的性自由呢？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是因为小家庭会破坏城邦精神。柏拉图提出：“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地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如果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外，别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否则，护卫者中难免互相争吵闹不团结。”显然，这是政府主持下的“良种论”。这样的“良种论”还有“暗箱操作”的色彩：“我想某些巧妙的抽签办法一定要设计出来，以使合格者在每次求偶的时候，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能怪治理者”——说到底还是政府配婚制。以良种论来看待两性关系和实行政府配婚制下，没有什么两性开放的问题，有的只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剥夺。
十六世纪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就继承了这种观念。《太阳城》中的两个角色——招待所管理员和热亚那的航海家（后者即“太阳城”的亲历者和讲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管理员：我觉得这一切固然是非常明智非常美好的，但我觉得公妻制度似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诚然，罗马的圣克里门特说过，根据使徒的教谕，公妻是应该的；他很赞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宣传的这种公妻主张。然而，“注释”认为这种公妻制度应该理解为妇女为大家服务，而不是大家公有的妻子……
航海家：我对于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多，但我知道，太阳城的人民的公妻制度虽然涉及性交的问题，但绝不像动物和野兽那样，看见女性就扑上去；而是像我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根据一定的制度生产后代。可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也许是错误的。他们的依据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迦图和圣克里门特等人的权威学说，但他们对于这些人的思想，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也许理解得并不正确。据他们说，圣奥古斯丁也很赞成公有制，但不赞成公妻制，因为这是尼古拉派的异教的邪说。也许太阳城的人民终有一天会废除公妻制的。
从这一段对话看，“公妻制”是国家对人的“性安排”，是生育制度的安排，而不是人自己的性自由。在西方大多数以虚构文本为主要特征的乌托邦作品中，叙述者“不赞成”所述理想国家的某一项制度的情况属少有，足见这种制度并不为作者坦然地视为人的生活理想和美好的东西。取消家庭（或者公妻制）在此后的乌托邦作品中也没有成为主流的制度选择。
在十六世纪英国人莫尔写的《乌托邦》中，有一个著名的婚俗令人惊诧，那就是在选择配偶时，“女方不管是处女抑孀妇，须赤身露体，由一位德高望重已婚老妇人带去到求婚男子前亮相。同样，男方也一丝不挂，由一位小心谨慎的男子陪伴到女方前面”。这固然是为了双方互相看明白了，以免婚后发现对方身体的毛病而后悔，更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一旦结婚就不能离婚。因此，这看起来比今天还“开放”的婚俗，是以严谨和保守的婚姻制度为背景的。“除非发生死亡，不致婚姻关系中断。但发生通奸行为或脾气坏到不能相处，则是例外。当男方或女方感到自己感情上受到伤害，议事会就准许其另行择配。被离异一方从此终身受耻辱并过着孤独的生活。”“然而有时夫妇性情不十分融洽，双方又都有可望共同愉快生活的意中人，也可以在互愿的情况下离异后另行婚嫁，当然事先经过议事会批准。只有当议事会成员及他们的夫人对案子作了深入的调查，离婚才能得到批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胆开放和宽容了。但是，这里仍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两性生活的绝对支配权。在《乌托邦》中，“破坏夫妇关系的人罚充最苦的奴隶。双方均系已婚，则一双受害者在自愿的情况下可离异，犯有奸行的双方可彼此结合，或可以和自己喜爱的对象结婚”。
十八世纪初出版的法国人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描写了对犯通奸罪女犯的处罚：“其中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