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从它的教育水平来考虑，这个民族本应该能够比其他的民族更好地集体抵制住这种邪念。它怎么会任自己被卷进这个旋涡呢？这给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问题。最令人宽心的解释归结为失望，1918年的战败、通货膨胀还有失业使德国人陷入了失望之中。他们失望到了似乎任何带来变化的解决办法都可以接受的地步，而希特勒许诺——在这一点上，他还确实信守了诺言——给他们带来一次根本的变革。
不过，如果不是保守的领导阶层，如果不是德国官僚和军队的妥协退让，希特勒也确实不可能树立起威信。精英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希特勒能得到大量的支持，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领导阶级面对排犹主义行径的消极态度。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爱因斯坦在1933年写给保罗·瓦莱里保罗·瓦莱里（PaulValéry，1871～1945），法国作家。——译注的一封信中说的话：“最严重的情况是，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几乎没有任何人，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组织，敢以维护文化和公正的名义站起来，反对清除这么多有价值的脑力劳动者，反对消灭他们的存在。”精英分子的消极态度，以及那些想利用希特勒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领导者们愚蠢的权术，应该引起所有认识到趋势不利却并没有作出反应的人思考。必须明白，做一个公民，就是“搞政治”。的确，参与政治，是在冒着犯错误的危险，但不参与肯定会犯错误。
在1962年对纳粹头目艾希曼艾希曼（AdolfEichmann，1906～1962），德国纳粹军官，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纳粹的灭绝犹太人行动被以色列处以绞刑。——译注的审判中，汉娜·阿伦特拒绝将被告看成一个有虐待狂、精神失常的刽子手。相反，她认为他是一位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服从命令的军官。您对此怎么看？汉娜·阿伦特的看法恐怕是符合事实的。艾希曼确实是服从命令。但最后必须懂得的正是：盲目的服从是一种“非人的”态度。
看着这么多的受害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不要把这种对人类完全的否定与人类历史中发生的其他一切罪行混淆起来？这不再是战争，这是“非人间”的行为——就像阿兰·凡吉耶勒克罗阿兰·凡吉耶勒克罗（AlainFinkielkraut，1949～〓），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在《虚幻记忆》中所说：“有人间，事实上，战争尚属于人间的行为；另外还有非人间。成为敌人与成为猎物并不是一码事。”纳粹的计划本身就是非人的，但这项集体的计划伴随着“非人间”的个人行为，这些行
为未必是命令所要求的。贬低人、折磨人，在使人遭受痛苦的可能中寻求快乐的欲望有另外的根源。
我压根不认为这是兽性的复发。动物是野蛮的，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怜悯，可是它们也不可能为其受害者遭受的痛苦感到高兴，因为它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无人性，就我们所领会的意思而言，是人类独有的一个特点。必须是人，一个拥有想像和推理能力的人，才能在对他人的毁灭中将暴虐演绎到极致，纳粹就发展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对于这种快乐的寻求可能源自因归属于一个极权社会而产生的失望，施刑者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齿轮而已。或许，出于标榜自我存在的需要，集中营的党卫队军官们对被等级制度区分开的人们加以他们个人的暴行。这样，便可以解释这些在各自家庭里行为举止都称得上好父亲的施刑者们的双重态度。归根到底，恐怕必须从归属于一个极权社会方面，去探求无人性的根源。
那么，无人性，并不是与人类无关。我们不应该重新考虑将人类历史视为进步的观念吗？
在人类历史上，进步一词可以指科学技术的进展。它不能用来表示社会的行为。随着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且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由的选择，决定性的门槛已经跨过去了。这种自由终究意味着，每个人在可能选择善的情况下，同样也可能选择恶。
惟一可以设想的进步是使选择尽可能的明朗。这正是教育的首要职责。至少，选择野蛮的人必须清楚自己的选择对他人和自己本人意味着什么。
形成对后果的意识，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忘记这些事情或者歪曲它们，会使人们接着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同“否定论者”的斗争在今天仍是必要的，这些人把纳粹的罪行降低到最轻的程度，甚至对事实进行虚假的描述。集中营的恐怖最终被揭露了出来，在由此激起的愤慨之中，对犹太受害者数目的最初估计——600万——被人们接受了下来。历史学家的研究使人们得以进一步明确这一估计，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犹太受害人数在510万至590万之间变动。“修正论者”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可靠的数字能够被提供，他们提出，对犹太种族的灭绝只是为了巩固以色列国而进行的一个环节。遗忘，将是为重蹈覆辙创造条件。如果人们想实现“永不再犯”的愿望，那么，记忆必不可少。
然而，遗忘是轻而易举的。如今，有多少法国人清楚土耳其在1915年所施行的可怕的种族灭绝？这个国家“转移”了全体17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100多万被谋杀，或是死于穷困潦倒。回忆这一切，并不是对今天的土耳其民族进行一种侮辱。这是一种必要。是的，许许多多如此令人发指的集体罪行已经发生，而且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但是，我们别抱有幻想，极权制将一直是一种诱惑。与民主的缓慢进程相反，极权制带来立竿见影的高效率。它使所有人不必抱着分担一项共同事业的责任的思想去决定任何事。倘若一些人声称自己掌握着真理，积极地描绘出接下去的道路，并且在最初一段时期里证明他们确有能力改善现状，人们怎么会不被他们迷惑呢？1935年，希特勒上台两年后，一切在德国人看来正在发生多么大的好转！当时，知道逃避这种诱惑的人少之又少，然而，接受诱惑的结局只可能是世界末日。
第三部分想像
“并不是对于疯狂的惧怕迫使我们卷起想像的旗帜。”
安德列·布雷东安德列·布雷东（André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译注自柏拉图以来，整个哲学传统都把想像作为认识的一种退化形式。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Nicolasde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哲学家。——译注把它叫做“家里的疯女人”，帕斯卡布莱斯·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生于克莱蒙…费朗。17岁时，他发表了一篇几何学论文。1642年，他请人制造了一台计算器，该计算器是最早的计算器之一。他与皮埃尔·德·费尔马就“比例法”进行了通信，该问题是概率论的根源。——原注称之为“谬误和虚假的女主人”。您遵循这一传统吗？
在我们对宇宙的探索中，想像是对认识的一种预测。这种预测绝不是较低水平的，它属于使我们一步步接近现实的发展过程。
这种先于实际发现的顿悟现象甚至发生在数学领域。研究者在实施一系列的步骤前，就直观地预感到了可能获得的证明。
没有想像，就不可能有创造。因此，想像不仅是最丰富而且也是最高级的智力活动。一个认识一旦被获得，我们便依赖于它，就仿佛一个守财奴趴在他的那堆金子上似的，而知识本身并没有任何令人兴奋的地方：知道从地球到月球的确切距离，只是获得了列在百科全书某个角落的知识，我们不能指望从中得到什么狂喜。
但是，找出使我们能够测算这一距离的巧妙方法，却带来快乐，这时的快乐就像从一场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的战斗中获得的一样。同样，小说家想像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奇遇，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也得到了很大的快乐。
至于你所引述的马勒伯朗士和帕斯卡的尖刻言论，它们使我产生了想要保护这个“疯女人”的愿望。如果她不在，“家”将会昏暗无光，到处积满灰尘，灰蒙蒙、阴沉沉的。巴歇拉尔已经清楚地看到：正是她——想像——带来了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