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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台这时态度明朗了，同意播出十五集，而且答应出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剪辑师协助张丽玲做后期，还承诺出资三十万元协助后期制作，并买一台N制1/2编辑机，后期做完后归北京台所有，播出时张丽玲、北京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三家联合署名。
前期拍摄还没有全部完成，样片也是匆匆赶出，又在上海、北京、成都来回飞了几趟，他们都感觉脖子上只挂着一层皮了，再加点码就会断。
1997年11月份正式与北京台签下了协议书。
为了加快剪辑的速度，张丽玲把在日本拍下的数千盘素材带全都托运到中国来，在北京西部的翠微路租了一套房子，支起编辑机，开始了漫长的后期编辑。
本以为北京台派的剪辑师是一个高手，谁知道她完全不能胜任剪辑工作，没办法，张丽玲、张焕琦只好全部上阵。而这时大富公司已经成立，在日本的业务离不了张丽玲，所以张丽玲只好东京、北京来来回回地飞，让张琦椅长住北京昼夜剪辑，又派在日本呆了八年的妹妹张丽烨回国做他的助手。一夜一夜地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接，半年多的时间，翠微路的这套房子没有一次不是用早晨的阳光迎接灯光的，张焕琦的眼睛从来都是红红的，节目播出后，张丽烨一场大病，张丽玲又没有时间照顾妹妹，只能把妹妹交给年迈的父母。
张丽玲姐妹四个，她排行老三。她的大姐在浙江从事会计工作。大姐夫是集体单位的经营者。1998年1月，大姐、大姐夫辞掉所有的工作，到北京投入后期制作的工作。1998年1月起，张丽玲的家庭成员们聚集北京，作为参加制作和后勤的职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切听从张丽玲的安排。
张丽玲几乎把整个生命投人到节目中，每—个画面她都要看，每一句解说词几乎都要经过她的仔细推敲，音乐她参与了意见，解说也是她配的。横山隆晴当然也参加了后期编辑，但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他们经常吵个不休。他们都是十分叫真的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为了三帧画面整整争吵了三个小时，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
横山隆晴拿出了最后一招，说：“我是纪录片专业制片人，专业比你精通，你得听我的。”
张丽玲则说：“我不想当专业人员，我也不是在为拍纪录片而拍，肯定是我在你之上，你得听我的。”
吵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有道理了，只是各自在坚持，搞得摄制组的人都觉得他们两个很好笑，还说他们两个人太像了。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0、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20、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在横山隆晴任制片人的摄制组里是没有人敢这样跟他吵的，而这件事也成了横山隆晴在别人面前说张丽玲做事认真的一个绝好例证。
张丽玲在后期编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天赋更让横山隆晴惊讶不巳，自从《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他已经在许多场合向人们讲述了张丽玲的良好艺术感觉。
横山隆晴多次对笔者说：“我曾经说过，张丽玲在采访方面具有惊人的天赋，在现场摄影和导演方面具有天生的才能。她的才能在编辑方面也出色地体现了出来，不管是对画面的选择判断，还是音响效果的感觉，无一不令人惊奇，她的决定几乎全部都对。我想这大概和她天生的电影感觉有关，这种才能是在每一个瞬间中表现出来的。这可能也与她的艺术经历有关。张丽玲在东京学艺大学学过表演专业研究生课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小时候的环境。
她出生在浙江省，十五六岁当过演员，在北京的教父母那儿学到了很多。她的教父是电影导演，她的生活得到教父母的照顾。她十几岁的时候一直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在电影厂的资料室里，张丽玲有机会观摩了很多欧美、日本的电影，在她的心里自然地、彻底地融人电影的感觉。制作电视节目，需要技术和经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像张丽玲那样具有才华的人，她对音乐处理的见解，她在解说中发声的方法，都让人佩服。我只能说那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一种创造的才能，这种才能蕴藏着心地的广阔、心灵的深厚、对人的温情和巨大的个人魅力。在她周围工作的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为了张丽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丽玲的才能也体现在导演方面，体现在对摄像师的尊重上。远藤在日本纪录片行当内是最有影响的几个摄影师之一，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张丽玲虽然寸步不离，但很少对他们指手划脚，可是远藤却对张丽玲的意图非常了解，配合得十分默契。在拍李仲生一家往坡上走的那一个段落时，正好绿灯变成红灯，张丽玲蹲下看了一眼，觉得如果能把红灯也拍进画面里将会十分有意境，可是远藤正在拍着别处，她也不便说，就放弃了。过了一会儿，远藤竟然把摄像机架到刚才她蹲过的地方，完整地表现了她的想法，后期编辑的时候这个镜头当然被编了进去，成为十分受人称道的经典镜头。
当后期编辑全部完成之后，按照与北京电视台的协议，应该适当地组织一些宣传活动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留学生活》将要播出，可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做到，最后以张丽玲出让四集片子给北京台《纪录》栏目为条件，才召开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到会的记者少得可怜，节目单也是她自己筹资在日本印刷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活》成为1999年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道电视节目，并没有影响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张丽玲总共拍了一千多盘磁带，其中60分钟的带子有三百盘，采访了三百一十五人，跟踪拍摄了六十六人，可是观众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看到的只有十几个人的故事，那些没有编出来的、编出来却无法通过的人和事都还躺在张丽玲在日本的家里。一谈起这些人和事，张丽珍就心如刀绞。
2000年元旦过后，张丽玲从日本回到北京，对笔者谈起过她的感受。
“我是觉得我体验了很多人生。在开拍的时候，我只做好一种准备，那就是吃苦。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拍纪录片心会那么苦，我有许多次觉得太痛苦了，痛苦得做不下去了。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做不了了。所以我说以后我也许不能拍纪录片了，它给我带来的心灵上的磨难太沉重了。
“我曾经去采访过‘国际婚姻’中的一个中国女人。我知道她的第一个女儿是跟中国丈夫生的，第二个女儿是跟日本人生的，现在他们一家人在东京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我知道当初在日本结婚时是利用人家日本人。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1、那些无法播出的人和事
21、那些无法播出的人和事
暂缺……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2、触动：跨越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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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丽玲，井上印象与横山隆晴一样：“张丽玲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她像一块磁铁，对人的吸引力很强，她能让她周围的人获得成功，这真是不可思议，无法用道理来解释，用语言来形容。我第一次见到张丽玲是在1997年1月下旬，同年5月我开始参加剪辑编辑工作。
在她之前，我见到过几个中国女性，但是没有说过话。而张丽玲有一半很像日本人，她的日语十分流畅。她的谈话从不涉及别人的私事。我比较了前后拍到的素材，感觉到后面的部分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同样的张丽玲，前后截然不同。看到最后，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从来没有导演过纪录片的人干的。我着手这部片子的时候，他们拍下的录像已经达到一千盘以上，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录像带。面对着这些数目庞大的录像带，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记忆力。
我有解决的方法。我将全部录像带中所有的场景用计算机处理出来，印成小照片，制成笔记本，厚厚的笔记本有几大本，每—面都有密密麻麻的小照片，一本大概有两千幅小照片吧。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