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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尽管想法和意图都很简单明了，写起来却出乎意料地难。但是，如果道路不明确，如果道路是被禁止的，就不可能直行。你尽力获得正确的角度，焦距和口气——然后不知不觉中又得而复失。你必须不断地找回它们，坚持正确的感觉。这些问题是对我的挑战，也是我的读者必须挑战的问题。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普遍理论》一书的前言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
对作者来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奋力摆脱的漫长过程。而且，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如果作者的挑战能够成功的话，阅读本书也是如此，是奋力从习惯性思维和表达方式摆脱出来的过程。我在这里费尽全力想要表达的观念极为简单，所以应该很明确。困难不在于新的观念，而在于摆脱旧的观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旧的观念盘根错节，占据了我们头脑的每一个角落。
习惯的力量和对变革的抵制在所有思维领域中都很强大——而在医学领域中，在研究我们的存在中最复杂的痛苦和紊乱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我们不得不仔细审视自身最隐蔽、最黑暗和最可怕的那部分，我们全都尽力否认或视而不见的那部分。最难把握或表述的思想就是触及到这一禁区，重新唤醒我们最强的否定和我们最基本的直觉。
纽约
1973年2月
引子1990年版序
《苏醒》自1973年第一版以来已再版和改版了若干次。它历经了各种各样的增补，删节，改写和其他的改动，使一些传记作家和读者有时感到较为混乱。下面的出版简史可以有助于了解当前这一版本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苏醒》第一版由英国的达克沃思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美国版由双日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这一版本包括了少量的增补：增加了十几条脚注、一篇关于罗兰多；P（英国办交付印刷时去世）的后续报道。
1976年，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和美国的兰登书屋出版了平装本。该版本增加了大量的脚注，其中几条篇幅较长，长度和形式类似完整的论文，累计约占整本书的三分之一篇幅。（这些增补是我在1974年秋被迫卧床那段时间写的——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病人——即《单腿站立》一书所描写的那段时期。）
1982年，英国的帕恩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美国则由达顿出版社于次年出版。我以结语的方式在书中增加了所有病人的详细后续报道（那时，我已见了近200位后脑炎综合征病人，其中大多数都服用了十一二年的左旋多巴而得以维持），和对医疗，疾病，音乐等的普遍性质，及对左旋多巴与帕金森氏病的具体情况所做的某种反思。我还增添了一个附录，是我对我的病人所做的一些脑电图的观察。尽管我同意了出版商的要求，把所有脚注删除，尽量将它们融入正文，或是（以简短得多的形式）放在全书最后作为尾注，但我还是以（我偏爱的）脚注的形式记述了一些观察和思考。被删除的脚注共计二万字左右。（在1987年新出的美国精装版中，我增加了一篇篇幅很长的前言，其余部分则保持原样。）感觉上，1982年版在整体上要比1976年版更匀称，但（在我和其他很多人看来）由于删除了这么多的内容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恢复删除的脚注和增加新的内容，我决定在本次的1990年版中再次大幅度地改写《苏醒》。我将本书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正文——恢复到早先的形式，而将所有补充的和新的内容改为脚注和附录的形式。需要补充的是，我没有将1976年版中的所有脚注都恢复；我不得不缩减或删除其中一些内容。这使我忍不住有忍痛割爱的感觉，因为这有可能（用吉本的话说）将我中意的一些鲜花和杂草一起铲掉了。我还将1976年版中一些最长的脚注（关于昏睡病史和帕金森氏病患者的时空）挪到了附录中。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添加了一些新的脚注（不过条数不多）和三篇新的附录。新添的内容都是有关患昏睡病后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的情况（美国和英国的都有）；我们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了解和治疗帕金森氏病获得的长足进步；我刚刚形成的一些理论认识；还有过去8年中用《苏醒》改编的戏剧影视作品，其中最轰动的是今年上映的故事片《苏醒》。
更新一本书有其特有的难处——至少在更新其主要内容为意识的观察和思考，这一非常个人化的书时——因为书的主题总是在作者的头脑中不断演变。作者可能已经不再坚持或是相信这其中的一些表述，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过时；但是这些表述——有些可能是多余的，有些似乎是失败的，但其他一些确实是先驱性的——显示了作者形成当前的观点所经历的历程。所以，尽管我已经不同意《苏醒》一书中的一些表述，但我仍保留了下来，为的是忠实于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同样，谁知道1990年版的内容预示了什么和今后需要作何修改呢？我现在仍然对帕金森氏病患者有非常奇异的感觉，觉得我只是触摸到了他们多样性状况的表层，觉得存在着以全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可能性。
我的病人苏醒后已经过了21年，距本书第一次出版已过了17年；但在我看来，对这一课题发掘是无穷尽的——从医学，人性，理论和影视戏剧的角度。正是这一点使我有必要增加新的内容，出版新的版本，使我——我相信还有我的读者——感到这一课题是历久弥新的课题。
纽约
1990年3月
引子1990年版前言（一）
24年前，我走进芒特卡梅尔医院的病房，见到了后脑炎症病人。那些病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患上了严重的脑炎综合征（昏睡病），从此便一直关在那里。半个世纪前，冯·艾科诺莫第一次描写了脑炎综合征。他将病症最严重的患者称为“死火山”。1969年春天，这些“死火山”以一种他无法想像，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想像到或预见到的方式复活了。芒特卡梅尔的平静气氛被打破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80多位实际上一直被当做、并且自己也认为是死人的患者造成的一场大地震，一次爆炸式的“苏醒”和“喷发”。每次我回想起这一情景都忍不住情如潮涌——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重大和最奇异的事情，而且对我们的患者来说也如此。我们所有在芒特卡梅尔的人都被这种情感，这种激动，这种近乎着魔，甚至畏惧的情绪所征服。
这不是一次纯粹“医学经历”的激动，就像这些苏醒的病人本身不只是纯粹的医学事件一样。见到这些“死人”复活，见到彻底凋谢的花朵突然重新绽放，见到几十年都处于近乎冷冻和与世隔绝的僵尸状态的人重又精力充沛——这使你感到一种强烈的人性（甚至是启示性）的激动（正是在那一时刻我想到了本书的题目《苏醒》，取自易卜生的戏剧《我们死人苏醒时》）。如此长久地遭到囚禁的人性只有些许的生命迹象，只是在我们的病人苏醒时，生命的本来面目才展现出来，实际上是爆发出来。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状况下见到这样的病人对我来说真是幸运之极。但是，他们并不是全世界患后脑炎病的所有患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有数千名这样的住院病人，其中一些数量很集中。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有后脑炎病人。然而，《苏醒》是对这样的病人——他们数十年的“昏睡”和1969年突然的“苏醒”——所做的惟一一部记述。
当时，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奇怪：我想，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应该同样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记述呢？例如，我知道费城有一批和我的病人相同的患者，为什么他们没有“苏醒”？伦敦——那里的高地医院收治的英国的后脑炎症患者最多——为什么没有？①还有巴黎和维也纳——那里是这一疾病首次爆发的地方——为什么没有？
①卡恩等（1969）写过一篇简短的统计性论文，描述了在高地医院的一些病人中试验左旋多巴的情况，但是一直没有关于这些病人或是任何其他病人“苏醒”的传记性记述——作者注。这一问题并没有单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