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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黑暗，她的幻想与同时代的女性人物截然不同。
在《虹》的末尾，她“杀死了”无能力和她并驾齐驱的斯克莱宾斯基，他又回
到了平日的安全之中。
劳伦斯不再生活在风光秀丽的意大利了，他受着战争的折磨，他通过了《虹》
的最后一稿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进入了一种新的领悟，这种领悟占据了
他的意识和创作。在柯休·克拉克所写的《消亡之河》中（1968年）——这是伯金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用过的词语——他认为这种过程与浪漫主义运动的诗人们有
些共同之处。克拉克认为劳伦斯用活力和创造力来平衡腐朽和衰败，在伯金的身上
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的聚合点，但其过程却开始于《虹》。克拉克叫人们注意柯勒
律治对“第二类想象”的定义，这是他在取消了幻想作为次要因素之后所提出的：
那末，我认为想象不是第一类就是第二类的。我以为第一类想象是一切人类感
觉中活生生的和原始的力量，是作为无限的“自我”中永恒的创造行为的有限思想
之重复。而第二类想象是前者的反映，它和自觉的意志共存，但在动力上的类型上
仍与第一类的相同，只是在程度上及行为的方式上有差异。为了再创造，它分解、
渗散、消溶，否则这种过程将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论怎样，它还是竭力使之理想
化和一元化。甚至，当一切客体都变得固定或衰亡之后，它仍是充满活力的。
关于在战争年代中的劳伦斯，其主要思想可见于下列陈述，即“为了再创造而
分解、扩散和消融。”柯林·克拉克并不认为劳伦斯的这种思想是从柯勒律治的文
章中抄袭而来的，甚至他还不知道柯勒律治的观点。但读者还记得劳伦斯在1914
年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说，在我回到大洋彼岸之后“我很想认识柯勒律治”。
除了在年轻时读过《克里斯特贝尔》以外，（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知道《古时的水
手》）到目前还无法证实他对柯勒律治是否了解。无论如何，克拉克在此得出了一
个很好的结论，即劳伦斯在他企图达到一种完美境界的时候，像柯勒律治一样，将
腐朽和创造结合起来。劳伦斯对此最完美的实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他的《虹》中
贯穿了这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体现得更具体。很显然，这种
想法感染了他，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而我们可以把他在战争年代中的行为归因
于这种理解的模式。
（三）历尽心酸
劳伦斯本打算在5 月份离开格利森姆，但一直住到了7 月底，继续给孩子们教
课。他想搬往加辛顿的计划也未能实现。他原希望在这个靠近牛津和剑桥的地方建
立起他自己的新“圣地”。不过，他还是与加辛顿——剑桥的那一批人保持着联系，
除奥托琳娜夫人和E。M。福斯特以外，拉塞尔和大卫·加纳特也来格利森姆看望他。
在4 月，加纳特带来了弗朗西斯·比勒尔，他是纯文学作家及政治家奥古斯汀·比
勒尔的儿子。弗朗西斯·比勒尔后来成了加纳特诺恩萨奇出版社的伙伴。加纳特和
这位比勒尔都是拒服兵役者，他们让劳伦斯感到失望，他告诉加纳特下次别再把比
勒尔带来。如同在剑桥与加纳特的朋友相晤时一样，比勒尔使劳伦斯梦见黑甲虫：
“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们，比勒尔和邓肯·格伦格是不可救药了。”劳
伦斯对肯尼斯则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但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剑桥的那顿早餐上
的敌意和怒气。
加纳特中断了他和劳伦斯的亲密友谊，但他并没有像布鲁姆斯伯瑞的同伙中的
其他成员那样成为劳伦斯的敌人。劳伦斯除了继续和拉塞尔保持关系之外，脱离了
剑桥——布鲁姆斯伯瑞社交界。他的这一举动大大地伤害了自己，因为这个团体支
配着英国知识界的一大部分，并是许多重要刊物的代表。
他们使劳伦斯的闻名晚了一代，虽然没有忽略劳伦斯，但缩小了他的影响力。
唯有福斯特是例外。
指出布鲁姆斯伯瑞对劳伦斯的贬低，并不是要否认其成员与劳伦斯之间确有分
歧，或是对诸如凯恩斯——尤其是大卫·加纳特等人存有恶意。在劳伦斯尚属无名
之辈时，加纳特曾不遗余力地为其鼓吹。但在这些年里，所有和布鲁姆斯伯瑞抱着
同样心态的人们往往都是反劳伦斯派。布鲁姆斯伯瑞一批人各不相同——有些是著
名的女权主义者；有些屈膝于知识独尊论；有些来自柏拉图的宴席座谈会——当他
们看到劳伦斯从外向他们虎视眈眈时，他们只能把他看作是敌手的图腾。
劳伦斯和拉塞尔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19 年实属奇迹。1915 年6 月19 日至
20 日，拉塞尔来格利森姆度周末，显然是在那时候，他和劳伦斯开始商讨有关共
同举办讲座的想法。“有一段时间，”拉塞尔数年之后写道：“我们之间可能有某
种松散的合作。”拉塞尔在格利森姆时，劳伦斯热情地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说拉
塞尔的伦理学讲座和他有关“不朽性”的讲座会导致建立“一个围绕一种宗教信仰
的小社团或组织”。拉纳尼姆的地位逐渐和加辛顿相融合，为那些希望逃避世俗和
“思考大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小世界”，奥托琳娜夫人该成为此小社团的主席，
此社团还将包括加农，“或许还有康培尔”和默瑞夫妇。劳伦斯向奥托琳娜夫人保
证，他们是“真诚”和“有价值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显然
是在7 月12 日）说，他真应该“和拉塞尔的讲演辩论一番”，而不是和他本人。
确实，他们“几乎已经达成了默契”。
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信件全面、直接地反映了辩论中一方的观点，它比拉塞尔
在1952 年充满愤慨的回忆录和1968 年的自传中重申的观点更具有价值。双方的
根本分歧在于，劳伦斯尚待完善的“血统论”观点使拉塞尔感到厌恶；而劳伦斯则
对拉塞尔的“心灵意识”不以为然。不过，拉塞尔自己承认，他曾一度深为劳伦斯
所惑，以致劳伦斯的一些批评——如：拉塞尔因自我欺骗，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是喜
欢战争的——几乎逼他走上自杀的歧途。然而，他没有自我毁灭，而是活了下来—
—并对那个严厉地冒犯过他的人恨入骨髓。
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有些信是有关内阁政务方面的。弗丽达的信中对此也颇有
兴趣。其中一封可能是写于1915 年的5 月底，信中问道：“这个合作政府是否还
充满活力？显然，是“命运”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转，除了对“法国佬”的仇恨之
外，对此命运谁也无能为力。弗丽达对拉塞尔的来信表示感谢，并说她知道他“一
定深为那些不合时宜的追根究底做法所困扰”。不过，她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
她”怎样才算是明智之举”。她还写道：“当我说你过于英国化时（看，我特地用
大写来表示），我并不是说你不够人情味——而是说你过于代表了他们那样的英国
人，你想冲他们出气，而事实上你更应该冲你自己出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
说——假如你能对我作些批评的话，我将十分荣幸！”拉塞尔6 月来格利森姆作客
之后，她又给他去信：“你有点生我的气了——也许我对你的工作不够尊重，这样
的工作我将永远不能理解（这里划去了比较一词），那完全是人为的东西，你竟称
之为理性，这实在是个谜，让我感到吃惊不小。”她认为，拉塞尔是在用他的理性
迷惑大众：“这实在有趣，我将永远畏惧你的理性，我觉得它是敌视女性的，至少
现在是这样。”她又说：“我认为你所代表的是你们民族的热情，这会使你不高兴，
因为你过份地沉缅于你们民族旧时的、鼎盛时期的那种热情，你深陷其中，而这种
民族热情实在需要一种更大的、更广泛的范畴——所以你也许信奉战争——你认为
人们会这样想吗？”她相信，“除了陈腐的普鲁士主义”，她的故国“还有些优点
和新的理想奉献给它自己和这个世界——要是各民族真能让相互的长处和优点得到
发扬和存在，并相互学习，该有多好呢——而这些小民族现在都如此固步自封，如
此互不相容——所有的人民都如此丑陋，但另外一些东西依然存在着，存在于各民
族和各人之中”。
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