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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的情节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线性结构，作者将格雷斯一家与“我”、与家庭教师罗斯小姐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我”的父母亲的生活和情感历程、“我”与安娜及其家人的经历和感受、“我”与妻子安娜的爱情故事、“我们”与女儿、女儿与杰罗姆的故事，统统分解成片段杂糅在一起，由叙述者“我”从一个退休艺术史家回归半个世纪前的青春少年时代的角度来讲述，当然这里充满了记忆，而记忆中涉及到的尽是逝去了的爱情，于是不免让人产生淡淡的忧伤之情扑面而来的感受。在叙述进程中，作者刻意安排了女儿克莱尔这个角色与叙述者同行，去爱尔兰重游“雪松”别墅，这就使叙事从纯粹的往事回忆中不时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与现实世界来回穿梭的过程中，悬念不断迭起：马克斯·莫登的压抑只有在叙述者解密后才使人恍然大悟，原来这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事件、这么多刻骨铭心的感受；“雪松”别墅的维维苏尔小姐表现异常，然而，人们在明白了她原来就是家庭教师罗斯小姐时，当然就会感觉到这种表现再自然不过了，她对孪生姐弟克罗伊和迈尔斯之死所产生的愧疚心情非常人能够充分理解。班维尔设置的悬念合理，符合正常的逻辑，而悬念的解密则一般留到结局，这就增加了悬念的张力，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班维尔运用娴熟的心理描写技法，使莫登娓娓道来的讲述那么自然、令人信服。作者在叙述中加入了对人生、对生死观的哲学思考，不仅帮助叙述者重新找回自己的童年，也让他在讲述人生成熟经历时给人以深层的思索。半个世纪夹杂着情与爱、欢乐和哀愁倏然而去，使人不禁感叹“逝者如斯夫”，然而，亘古不变的是大海。大海见证了一切，承载了一切。
注：文中方括号内数字皆指约翰·班维尔小说《大海》（Banville； John The Sea Picador； 2005）中的页码。
（石云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编：210016）
何处是家园
张海榕
澳大利亚土著作家多丽丝·皮金顿出生于西澳大利亚的巴尔弗道斯牧场。还在幼年时期，多丽丝·皮金顿和妈妈莫莉·凯利及襁褓中的妹妹就被当局强行从家乡迁往穆尔河土著人定居点接受家仆训练。多丽丝的母亲莫莉想要返回家乡巴尔弗道斯牧场，但她的要求遭到当局的拒绝。于是母亲莫莉只能在1941年1月1日把大女儿多丽丝留在了穆尔河居留地，带着十八个月的小女儿安纳贝尔逃跑。三年后，多丽丝的妹妹安纳贝尔又被强行从家中带走，送到南方的女王公园的凯特修儿童收容所。多丽丝和母亲从此再也没见过妹妹。
十八岁时，多丽丝·皮金顿离开穆尔河居留地，成为第一个有资格接受佩斯皇家医院护理援助训练的训管成员。从那以后，她组织了自己的家庭，学习新闻学，完成了三本著作，并参加了电影和录像带的制作。多丽丝与她母亲再次见面则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她把她母亲和姨妈们的经历写成了小说《漫漫回家路》。2002年国际著名导演费尔·诺易斯根据多丽丝的小说拍摄了电影《末路小狂花》，多丽丝担任了剧本顾问，并且由传奇摄影师杜可风拍摄。多丽丝·皮金顿于2005年9月7日至12日访问了北京，为她的小说《漫漫回家路》中文版的发行及电影版《末路小狂花》的放映做宣传。2006年3月2日，多丽丝和澳大利亚外事办人员来到南京大学大礼堂为南大的学生放映此片，并做了访谈。多丽丝说：“听说小说被翻译成中文，我觉得很感动。这样中国的读者也能了解我们澳洲人生活中苦难的一面。”多丽丝为我们再一次讲述这样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语言平静、质朴，没有苦大仇深的怨恨，也没有难以释怀的不平，有的只是阔大胸襟的宽容和原谅。但在这平静的叙述中，南大的同学们还是体验到了澳大利亚政府20世纪30—70年代施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土著人身心造成的伤害。
《漫漫回家路》首先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追述了澳大利亚西部的土著尼翁加赫人的生活，尤其是部落首领昆迪拉从晨起仪式到他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善良的尼翁加赫土著人并不了解入侵的白人探险者，他们淳朴地把白人当作他们祖先的幽灵，与白人和睦共处，并对白人加以尊敬。第二章起多丽丝叙述了土著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白人摧毁了土著人的传统社会，剥夺了他们的土地。面对强势的白人入侵者，土著人只有退让，只有逃亡。从第四章起多丽丝把镜头从历史的叙述拉向近景，讲述皮尔巴拉地区的玛杜贾拉人在20世纪的生活。多丽丝把土著口头传说和自己的创作糅合在一起，描述了玛杜贾拉人在遭遇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后的不适应，以及两种文化相撞后土著人的弱势地位，他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欧洲人的文明。第五章才出现了小说的主人公莫莉，她是在吉嘎隆地区出生的第一位混血女孩。而小说的主要笔墨集中在小说的后半部分。1931年，澳大利亚当局将土著混血女孩们送到一千五百英里以南的穆尔河接受家仆训练，年仅十四岁的女孩莫莉带着妹妹戴西和表妹逃离训管，沿着穿过沙漠的防兔篱笆，踏上了漫长的逃亡返乡之路。三个小女孩冒着生命危险，以惊人的勇气，徒步穿越西澳大陆，回到家乡亲人的身边。小说的最后部分，多丽丝的母亲——八十五岁的莫利和姑妈——七十九岁的戴西仍生活在吉嘎隆地区。
从小说中我们窥见了澳大利亚一段不甚光彩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对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致力于改造土著人，促使他们接受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仅对白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后代实施，后来同化的对象逐渐扩大到所有的土著人。由于土著人强烈抗拒“文明”，于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从小抓起”的策略，即从教育孩子入手，强制土著儿童上学接受西方教育。但土著人采取家庭“再教育”，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传给下一代。这种家庭教育的强大影响力大大减弱了政府同化政策的效用，政府只得又采取措施：把土著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强行分离，集体居住在封闭的寄宿学校，从此这些儿童再也不能和他们的生身父母一起生活。这些被隔离的孩子们现在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澳大利亚政府在回顾自己这一段历史时，勇敢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承认这一段时期里荒谬的土著居民政策，在不止一代人的土著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伤痛记忆。1973年，新当选的工党政府采取了与“同化政策”截然不同的“自决”政策。1975年，自由党也开始实施让土著人“自我管理”的政策。1992年，土著人又取得了一次划时代的胜利——“马勃判决”，它就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澳大利亚。马勃是一个土著人，他出生于澳洲东北角沿海的小岛上（马瑞群岛）。那里的土著人部落为马瑞母人。1982年马勃在两名白人律师的帮助下向高等法院申诉要求对小岛的所有权。经过整整十年的审理，1992年6月3日高等法院作出判决：马瑞母人对马瑞群岛具有传统所有权，他们可以占有和使用这些岛屿。这条判决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突破，它第一次承认了澳洲土著人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从根本上动摇了当年英国人占领澳洲的“合法性”。
像任何一段历史一样，在20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当局在如何对待土著及其后代的政策上，也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对于没有文字和书面历史的土著居民，这段飘浮不定地寄托在口耳相传之上的历史很容易随风逝去，但是郁积在心底深处的心灵创伤，也许会在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