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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他怀疑道。
“你看过《泰坦尼克号》里乘客落水的场面吧？”
“你为《泰坦尼克号》配音？”
“一些乘客落水时的尖叫声是我配的。在餐厅那一景中吃东西的声音也是我配的。”
“吃东西的声音？”
“我配咀嚼声。”我发出个缩颊吮吸的声音。“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工作。”我辩解道。
他没吭声，沉默了许久，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听，我有点急了。“鲍比。”
“我在听，爱莉丝。你理不理这件事？”他说，听起来又像官腔了。
“我会打个电话给他。”
“他切断了电话线。”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出城去父亲那里。我一般一年去看他一次。上次看他时，我喝着啤酒，在他房子周围散步时，他指给我看最近一次地震使房基出现的裂缝。然后，他又花了四十五分钟去修我的车，想修好那用了十五年之久的引擎发出噗噗响声的毛病。他说：“爱莉丝，你开不回去的。”我说：“没问题。”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向我说再见，然后我开车回去。这就是我去看他的情况，让我回忆起对他总是理着同样发型的那种无奈和失望。
我在潘姆斯普林长大，直到我母亲五年前心脏病发作死去的那天。她在当地的一个温泉疗养所中为有钱的旅游者洗泥浴和热疗。每晚她回来的时候总要冲个澡，洗去别人身上的气味。然后在灶台上切一块冷冻的莴苣，开始做晚餐。她穿着白色软底的护士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
五六十年代时，父亲在西部片的电视剧中当替身演员。他的专长是马背跳——从一匹马的背上跳到另一匹马的背上，并把骑马者摔到地上。他曾从飞奔的火车上跳到马车上，从马车顶上爬下去和赶车的人搏斗，还把马车赶下陡峭的山坡，穿过河流。在演艺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几乎无所不能，从酒店的屋顶上跳到飞奔的马车上，从悬崖上冲入湍急的河流中，躲在马肚下面。他身上总是一股马鞍上的皮革气味和马汗味。
在七十年代早期，父亲卷入了一场事故官司中。他和另一个替身演员按要求表演一场在木制？望塔上的搏斗。有个场景是父亲要被绊了一下跌下来，另外那人也一起跌落，一起着地。塔不高而且两个人都很有经验。父亲落到预铺好的缓冲垫上，他们就完成了这个动作。但在表演时却出了错。父亲安全着地，但那个人却没抓紧父亲，弹出了着落时用的缓冲垫，摔到二十英尺外尖尖的石头上。他脖子摔断死了。
在河畔外延地带，人们的活动扩展到了沙漠。汽车经销商和交易场都挤在一起，好像极想相聚在一起似的。一个个小社区冒出来，周围被一块块广告牌和一片片整齐的饲料地和麦地占领了。这里在空旷的沙漠的映衬下显得很突出，数英里长的电线像一条条项链飞架在电线杆之间。被遗弃了很久的两只真实尺寸大小的恐龙塑像也是引人注目的景物。我开车的线路呈蛇形，一边是数百个风力发电塔，一排白色的风车在高高的塔顶缓缓地转着。很难想象这么慢的转动能给沙漠的居住者提供多少的电能，但在这里生命几乎不靠任何东西也总能繁衍。
我一头直奔沙漠深处，开往二十九棕榈镇。我经过一个加油站和一个便利店。一些活动房屋和低矮的牧场房屋像漂浮的木头似的散落在沙漠中。大部分房屋前都装饰着由柔韧的观赏植物拼成的小花园，更远处大地变成了一块由仙人掌和短叶丝兰铺成的地毯。
一辆巡逻警车停在通往父亲住的褐色木屋前尘土飞扬的车道上。这情景比我想象中在电视上播放的蹩脚电影的戏剧效果更差。两个警察坐在车里，一个在看报纸，一个头斜靠在座位上睡觉。我正朝木屋走去时，警车的门开了，走出鲍比，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他揉着眼睛，硕长的身体显得孔武有力，肚子略腆，制服在他身上绷得紧紧的。
“有什么事吗？”他问。
“我是爱莉丝。”
他眯着眼睛看着冬日的太阳。“我认不出你了。”他说。他的声音带着失望。在很快地听了我近十年的生活经历后，他对我的想象并非是穿着牛仔裤皱衬衫的饱经风霜的女人。
“很久了。”我说。
他点点头。他的脸变得棱角分明，眼睛变细了而嘴唇仍微撅如昔日，令我无法抗拒。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回忆起他带着烟味和火腿奶酪三明治味的呼吸，睡眼惺忪，充满了欲望，舌头在我口中搅动。和不再熟悉的他说话我感到别扭尴尬。
“他知道我来了吗？”我问。
“他不和我们说话。”
我朝厨房的门走去，但鲍比上前挡住我的路。
“我必须搜身。”
“开玩笑。”
他粗暴地看了我一眼。我张开手脚，他从上到下地搜着我，一边搜一边蹲下来，有意避免碰我的乳房，却不忌讳大腿内侧。他棕色的长发夹杂着白发，汗水涔涔。
“我想搜身是一个不赖的活儿。”我不自然地和他开玩笑，他不回答。越过他的头顶，我看到修大型庄园用的铁线圈横亘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像乳齿象的残骸般堆着。
“好了。”他站了起来，“看看你去能有什么用。买了这块地的家伙整天在我们屁股后面催我们。”
我举步朝房子走去，窗叶打开，一支枪管伸出来，鲍比撤到车后。
“爸爸。”我尖叫道，“爸爸，是我。”
父亲这只沙漠之鼠还不显得很老，当我走进厨房见到他时，他看起来更像一只壁虎。六十八岁的他满头白发，老人斑像一块一块的巧克力一样点缀在他的前额，皮肤看起来像将要剥开的皮革条。
“你平常来时都先打电话的。”他说。他有一副西部牛仔的身材：消瘦结实，臀部比我的还瘦，双腿细长。他站在房间里用他那如蓝水晶般的眼睛打量着我。
“你平时也会打电话给我。”我说。
“那警察叫你来劝我搬走？”
“我想这不再是你的房子了。”
我们都沉默了。我环顾这小厨房，灶台上几乎没什么东西，除了一排铝罐，从高到低地排着。一个上面标着“咖啡”，另一个上面标着“茶”。其他两个上面的字都刮掉了。一条蓝白相间的洗碗布挂在烤箱的拉手上，一个雏菊形状的钟被钉在墙上，他挂了一面镜子在水槽上面。剃须工具和梳子都塞在滴水板上的大口杯里。他自个儿住，可以在房间任何地方刮胡子。
“你的那些盒子在什么地方？”我问，“我帮你收拾一下。”
我朝地下室走去，想找些盒子。他故意把枪在两手之间倒换了几下。我停了下来。
“爸爸，你要对我开枪？”我看着他的眼睛。
“如果可以的话，我不要帮忙，爱莉丝。”
“好吧。”我说，“那把枪放下，行吗？”
他把枪放在旁边。我们无言地站着。“你饿吗？”最后他说。
“什么？”
“我去开两听罐头。”
他把枪靠在吃饭用的椅子上，打开碗柜，取下两听中号罐头。他在抽屉里翻找起子，用它打开罐头。
“汤可以吗？”他背对我问道，“其他的我都吃完了。”
我盯着靠在那里的伸手可得的枪，一边想着办法。“可以。”我回答。
父亲二十岁出头时，从格拉斯大峡谷来到南部。从十六岁开始，他就在牧场里干活，听说洛杉矶有工作做，就去了。那时他相貌堂堂，会饲养马匹。所以以前的活儿不干了，很容易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我在午夜四点收看电视上放的电影节目时，偶尔还能见到年轻时的他一闪而过。在殖民者军队和印第安人的战斗中，他两边的角色都扮演，穿着卡曼其部落的服饰拍一组镜头，然后换上军队中少尉的制服拍另一组镜头。在那经剪辑的电影中，有个镜头是一个脸上涂满油彩的印第安人把一个士兵推下马，那印第安人把刀深深地插进士兵的胸膛。最后，看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特写才发现两者都是父亲演的。
小时候，我以为这些场景都是真的，认为父亲十分勇敢。有一次，我五岁时，他偶尔听到我向小伙伴吹嘘他如何勇敢。第二天，他就把我的自行车支架轮卸掉，告诉我该是学骑两轮自行车的时候了。我们房子外的走道是平砖铺的，而他却带我去铺着鹅卵石的车道上学。我登上紫色的“施温”自行车。他抓着后座扶稳自行车。
“坐稳了。”他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