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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广泛接触，从事采访，在“大跃进”中，更是没有一天不进工厂，不去农村。可以说，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的生活面广阔多了。那么在十七年中，他写的作品，怎么只剩下这么七篇呢？而且在这七篇散文中，《阿满她们》还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发表的，当时解放军刚进城，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竞赛》《书桌》发表在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上，当时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尚有个人感情可以抒发。其他几篇如发表在《上海文学》的《雕塑家传奇》，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围垦区随笔》《第一棵树》，发表在《收获》的《新安江灯火》，则完全从“下生活”中来，它们所以在今天还具有生命力，主要还是依靠作者沿袭四十年代写小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许多人被卷入“大跃进”热潮而被冲昏头脑时，仍能稍稍保持冷静的心态，以与艺术相交几十年的审美视角，摘取生活中的吉光片羽。但那四篇作品也还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到一九六九年以后，就只好向文坛交白卷，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才开始有不同于过去年代的新作出现（从1977年至1999年“自选集”选入作品114篇）。
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这么一个长达三十年的年月中，作为终身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在他的“自选集”中只交出寥寥七篇作品？在这本《家在文缘村》的书里，有一篇《和巴金先生对谈》（1989年《文汇月刊》第一期），从这篇对谈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徐开垒：“……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许多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禺、夏衍、钱钟书等，也包括老舍和您自己，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
巴金：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创作，总是要失败的。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
……
从《家在文缘村》所反映的徐开垒创作生涯成果起伏，再一次证明：文艺为政治服务，导致艺术与政治错位，它使作家歉收，决不止于巴金、老舍等一些前辈作家……
（《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文汇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定价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