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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 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1）
一
中国男人里头所出的最著名的“女人甜心”，恐怕要算是“掷果潘安”了：“（潘）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晋书》）。可爱的美少年夹着弹弓到城外游玩，竟然遭到女人们疯狂的追逐、拦截，她们手拉手把他围起来，用水果往他身上扔。滑稽的是，正像有“东施效颦”一样，男人中间也有不知好歹、自不量力的：“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世说新语》则说这个丑男是左思：“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张载是被小孩子扔石头乱砸，左思则更惨，挨女人们一顿臭啐。
男人们出外游玩，女人看见漂亮的就上去扔果子，看见丑的就猛啐唾沫，我总怀疑这条记载透露了某些古代特殊风俗的信息。按照“世说”的说法，左思的错误似乎不在于他敢出门——丑男人也不能不见天日呀——而在于他“效”潘安出游的方式。而潘安又是怎样出游的呢？是“挟弹”，手臂里携夹着弹弓。原来他是一位“挟弹的少年”。
如果去晋唐的文学世界里转悠，常常就会与挟着弹弓的少年劈面相遇，“掷果潘安”不过是这无数惊喜相逢中的一次而已。在挟弹而来的少年们的不绝行列中，他不是打头的第一人，甚至，虽然创造了这么美丽浪漫的典故留给后人，他也算不上这个行列中最抢眼、最有风头的。在文学世界中，率领着这个雄壮队伍首先登场的，是韩嫣，而这一代表性的出场真是灿烂夺目，光照古今：“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西京杂记》）。用弹弓打个鸟，竟然动用黄金来铸弹丸。一位华服宝马的美少年就这样一路打着金弹子轻驰在雄伟的西汉帝都的郊外，身后追逐、喧哗着成群衣衫蓝缕的贫家顽童。
让人对这个故事更感迷惑的因素，是此处没直接说出来的背景，韩嫣是个“男人甜心”，而那个男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青春期的汉武帝。不过，从韩嫣“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史记》）的事迹来看，这美少年显然也一样是女人的甜心。进宫本来是为了陪皇上，他却乘机与宫女混不清楚，不但冒犯天威，而且情感不忠，可汉武帝还是要在皇太后面前为韩嫣求情而“终不能得”，倒好像是那少年皇帝更为这一段情所困，可见甜心的魅力之大。借用港台影评人士前些年爱用的、从西方趸来的一个概念，这韩嫣真有点“魔鬼天使”的味道。在韩嫣的悲剧里，当今时兴的同类题材中所要求的一切热门因素是应有尽有（甚至不缺一个高傲而嫉妒的兄弟！并且这位兄弟还是个“王子”，是个赫克托式的人物），真不知道在此等故事特别受宠的今天，韩嫣的人生沉浮怎么还没有引起注意，所以，我觉得同志们在历史视野方面还应该进一步拓广。
话扯远了，用一句北京话，这是“说到二屋里去了”。还是回到美少年“好弹”这件事吧。韩嫣虽然为男性帝王所钟情，用习惯的说法，是个“佞幸”，但他并不卑微，也不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红楼梦》形容秦钟）。他出身高贵，是侯门之子，而且与汉武帝是打小一起念书的同学（也不知道他俩上的是什么学，是不是“茗烟闹学”的那种），从那时候起就有感情。更重要的是，韩嫣“善骑射”（《史记》），汉武帝16岁做了皇帝之后，立志要打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因此，他是一位精于武艺和军事的英武少年，吸引汉武帝的，也正是这种英武气质——司马迁说韩嫣“善佞”，但是，他“佞”的方法与邓通不同，是发现皇帝想打匈奴，就“先习胡兵”。第一次在文学、在历史中登场亮相，挟弹的少年就与武力、与尚武精神、与男性气概相联系在一起。
二
据楚国“善射者”陈音的理论，“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弹弓是弓箭的前身。古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在唱：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弹弓，发出土丸去打鸟兽。正是在弹弓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更锋利、更有杀伤性的弓箭。
陈音的专业知识，来自于从先人那里代代相传下来、夹杂着传说和神话的历史记忆。根据这样的记忆，是神农氏的时代发明了弓箭，如此推算起来，弹弓的身世就要前溯到非常久远的时代，当然是远远早于有文字的历史。进入文字的历史以后，弓和弩早就成了人类暴力活动中最合手的武器，弹弓遭到冷落和忽视，似乎并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这好像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常长的一段时期里，弹弓很少进入人们，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有线索表明，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弹弓从来就不曾绝迹，比如它在《左传》中就有一次非常著名的出场：“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宣公二年”）。可弹弓的这一次现身，所承载的信息完全是负面的。身为国君而喜欢用弹弓来打自己的臣民，实在是暴君昏主的典型形象。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暗示：打弹弓是顽童的游戏，成年人还玩儿童的淘气游戏，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甚至，我们不免要怀疑晋灵公这种人是不是心智有问题，达不到成年人的正常标准。
“韩嫣金弹”的记载，也一样证明着弹弓在历史中的始终存在。这个故事所呈现的豪奢气势，固然让我们简直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另外，关于《西京杂记》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纷纭。有一种观点是，书中的各条资料原本来源于汉代的野史杂记，由魏晋人（最可能是葛洪）抄录而成。这一观点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有种种考古发现十分确凿地证明，《西京杂记》中关于汉代的风俗、器物等等的记述，往往是惊人地准确。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轻易否定“韩嫣金弹”的真实性；即使它只是一个传说，那么这传说最初乃是产生于汉代，这一点，也不可以轻易怀疑。有意思的是，晋灵公不君—陈音论射—韩嫣金弹，正好贯穿了春秋、战国与汉代这绵长的历史时期，从三段记载中人们提到打弹子时的自然语气来看，这项技艺在其中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为人所陌生，这正表明了弹弓在现实生活中的持续存在，只不过，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存在。
但是，恰恰是从“韩嫣金弹”起，弹弓的身份与意蕴开始获得翻身。弹弓，随着发射金弹的美少年韩嫣一起，终于从历史的混沌中一跃而出，摇身摆脱了卑微，而与一类高贵、华美、强悍的形象相伴。要注意的是，虽然如前所述，这个传说很可能是早早产生在汉代，但是，似乎是到了魏晋以后，“韩嫣金弹”才真正开始引起注意。以司马迁的善于捕捉细节，在《史记》记述韩嫣的本事时，却没有涉及到它，班固作《汉书》时也不采。也许，“韩嫣金弹”的传说在司马迁、班固的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更可能的是，虽然存在，却不入史学家、文学家这些时代之代言人的法眼，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没什么意义。总之，我们今天之能够知道“韩嫣金弹”，完全是因为《西京杂记》在晋代以后的出现和流传。
“掷果潘安”的事迹或者传说的诞生，与“韩嫣金弹”忽然开始吸引人眼球，基本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样的一个现象，并不偶然。因为，正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中，尚武崇义的青年们纷纷地携夹着弹弓出场。我们这里所谈的这一双光辉的传说，可以说正式标志着一个文学“原型”的诞生。说“挟弹的少年”作为一种文学人物类型、一种文学母题，是成形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我们都熟悉汉代著名的《陌上桑》一诗，诗的最后部分是罗敷夸耀自己丈夫的言辞，“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云云，如同一个标本一般，展示出汉代人心目中理想的英武男性。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很喜欢重写前代题材，“罗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