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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小说、野史、杂志是“无边的写作”，是怪力乱神的世界，想像力得以天马行空的乐土。但是这样想像力发达的结果，在今天却构成了致命的“缺点”：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客观性”来作为衡量历史记述的标准，所以，依我们看来，小说杂志的可信性太差，因此与历史无关。（由于不符合现代文学体裁或者说欧美文学体裁的标准，它们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也无关，这就使我们很尴尬地无法为古代杂记类作品找到一个位置，老是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儿。）但是，有一种情况常常遭到忽略：由于年代久远，世事变迁，物质生活的内容和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古代杂志小说中涉及的很多现象对后人来说都变得十分陌生，这就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困难。也就是说，古代众多的杂记类作品之所以显得荒诞莫测，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缺乏理解的途径和手段，缺乏对那个时代的知识或者说常识。
就以珠帘来说，文献中似乎没有记录它是用哪种材料做成的，我们也就无法想象，那时候的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到珠帘所需要的大量珠子。在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珠帘，就显得特别虚幻，让人不由怀疑，也许这只是文学家头脑中空想出来的玩意儿。然而，史书中也一再提到“珠帘”，相比苻坚的场面，《晋书》“石季龙载记”中的一场“珠帘秀”甚至要来得更为壮观：“（石虎）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邺造东西宫……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技巧。”南朝的两位著名昏君，南齐东昏侯和陈后主所造的华丽宫殿，也都挂有珠帘（《南史》）。不过，这里所涉及到的几位不是暴君就是昏主，古代的历史作者为了彰显其恶，在描写他们的事迹时，也许采用了夸张笔法吧？——这恐怕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史料时所抱的心理。但是，有一条史料可没有类似的嫌疑——《北史》“和士开传”：“士开载美女、珠帘及诸宝玩以诣娄定远，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特赐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别，且送二女子、一珠帘。’”此处显然没有采用夸张笔法的必要。值得注意的倒是，文中把珠帘与“美女”并提，对这二者都是语气随意，一笔带过，由此来看，在那时，珠帘和漂亮的女人一样，当然很珍贵很值钱，但也不是什么特别神奇特别虚幻的东西，而是一种比较日常的存在。
也许，现代的考古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惑，除去时光给珠帘蒙上的神秘感。1994年发掘著名的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时，发现了十五万余枚小玻璃珠。据专家检测，这批玻璃珠从成分和工艺上来说，属于“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这类玻璃珠被认为首先是在印度生产出来的（见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二〇〇〇年一期，页91、92。下简称安文）。如此大量的“印度玻璃珠”赫然出现在北魏的洛阳，似乎有点不可解，“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只能模糊地说是印度玻璃珠”（安文）。不过，应当说，这一发现，实际上有力地印证了《北史》“西戎传”中那一则重要的记载：“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印度玻璃制造技术在北朝时代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北魏太武帝时期，有人从北印度地区带来了“五色琉璃”即彩色玻璃的制造技术，使得玻璃在北朝一下失去了原来外来珍宝的尊贵身份，身价大跌。永宁寺西门出土的玻璃珠，也正是有多种色彩，是所谓“五色琉璃”，按照《北史》“西戎传”中的记载，这些玻璃珠就应该是利用外来技术而在中原本土生产出来的。
永宁寺“印度”玻璃珠是用“拉制法”制成，呈圆柱（圆管）状，扁圆型，中有穿孔。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一尊北齐彩绘石雕菩萨立像上，恰恰十分清楚地表现了用这种圆柱形珠子穿成的长璎珞。以浮雕形式出现在菩萨身干上的这两条璎珞，还穿饰着珊瑚等宝物，最吸引人的是，两条璎珞在菩萨身前交绕了两圈，而当年的佚名艺术家细心捕捉到玻璃珠串相缠绕时的那种具体形态，从而传达出这一表现对象的质感，真是水平高超。实际上，玻璃珠制成的项链和饰物在考古发现中多有出现，并不奇怪。但是，在永宁寺西门遗址发现那样巨大数量的玻璃珠，又是做什么的呢？从青州石像上所表现的圆管状玻璃珠璎珞来看，这种珠子分明被习惯于穿成珠串来使用。据《洛阳伽蓝记》，寺西门与东门、南门一样，非常壮丽辉煌，“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似乎，玻璃珠有可能是拱门“四力士、四师子”上的璎珞之类的装饰物。
不过，关于这批珠子的前生身世，也许还有着另外的可能性。《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石虎”条中，除了对太武殿的记载之外，还有两条消息：“城门上建玳瑁楼，纯用金银装饰，悬五色珠帘，白玉钩带……”“又太极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有着在大型门楼上悬挂珠帘的做法，而永宁寺西门正是在门基上有“楼二重”。在西门遗址发现的玻璃珠达十五万余枚，“出土时已散，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页136），数量这样巨大的珠子，又是以这样的状态重见天日，不由地要让人联想到史料中的记载，从而推测，这些玻璃珠曾经共同串成一幅“珠帘”，高悬在永宁寺西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的二重楼阁前。杨衒之虽然没有提到永宁寺有珠帘，但在《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中明确谈到，景宁寺“制饰甚美，绮柱珠帘”，可见当时的佛寺中确有使用珠帘的情况。并且，“玳瑁楼”上所悬乃是“五色珠帘”，谢绰《晋拾遗》中也记：“（南朝宋）戴明宝历朝宠幸，家累千金，大儿骄淫，为五色珠帘，明宝不能禁”（《太平御览》卷七百）。如果说用红绿蓝宝石、墨玉以及珍珠等贵重珍宝来制作珠帘上所需数量巨大的“五色珠”，恐怕世上还真是没有人做得起，这些“五色珠帘”，只能是如《北史》中所说的“铸五色琉璃”为之，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时兴用彩色玻璃珠制成的帘子，这一点，又与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的玻璃珠“五颜六色”相吻合，文献与实物可以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
第30节 珠帘秀（2）
实际上，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新的一波外贸玻璃器与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所出示的证据可谓举不胜举。其中，《抱朴子》“论仙”篇中那一条著名的记录，也应该放在这一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考虑：“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显然是指烧制玻璃来制造假水晶器皿，这一则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外国”制造玻璃器的技术，不仅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约略相同的时期，也通过海上贸易的航路在广州一带登岸，从南北两个方向几乎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