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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设在这儿是命中注定的，原因与气候有关——不是这儿的气候，而是东南方向200英里外柏林的气候，因为要想与英国方面进行无线电联系，那儿的气候条件很不适宜。
只是地面以上的部分是楼房，地下是两个混凝土建造的特大的掩体，里面有价值几百万帝国马克的无线电装备。这儿的电子系统工程装配负责人是沃纳·特劳曼少校。他工作得很出色。每个大厅里设有20个隔音监听室，干净小巧，里面的无线电操作人员根据无线电发报机发出的电文就能准确辨别发报者是否是间谍，就像你从信封上辨别出你母亲的字迹那么容易。
这些接收装置的制造过程中，材料都经过精心选择，因为播发电文的发报机在设计上首先考虑的是小巧坚实而不是功率。大多数是小提箱式的，称做克拉莫顿，由特利芬肯公司生产，供德国情报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人马使用。
这天晚上，电讯传播比较空闲，因此“针”发来的电文便弄得人人皆知。接收电文的是一个老操作工。他先发出“已收到”的回电，接着就译出电文，译好以后很快将这一页从记事簿上撕下，通过直线电话将内容报告给在汉堡的苏菲安大街的德国情报总部，然后才回到自己的工作室来抽烟。
他给隔壁工作室的一位年轻人递了一支烟。两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靠着墙边抽烟。
年轻人问：“有什么情况吗？”
年长的耸耸肩，答道：“他一向发电文都有些内容。但是这一次没有多少情报。德国空军轰炸圣保罗大教堂，又没有击中目标。”
“没有给他答复吗？”
“我们以为，他并不指望答复。那个家伙自作主张，一向如此。有关无线电的知识，他受过我的训练，你知道。可是，训练一结束，他以为他比我还要高明。”
“你见过‘针’了？是什么样子？”
“像死鱼一样，毫无生气。不过话虽这么说，他确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甚至有人称赞他是迄今最出色的。传说他用了五年时间，逐步打入了俄国内务人民委员会，后来成了斯大林最信任的助手之—……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是，他能干出这种事。是个真正的老手。元首也知道这回事。”
“希特勒知道他？”
年长的点头说道：“有一度‘针’发的电文，他都要一一过目。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反正这对‘针’不会有什么两样。这人不受任何影响。你知道一些情况吗？他千篇一律地看人——似乎时刻在计算着：如果你错走一步，他该怎么把你干掉。”
“幸好我没有训练过他。”
“不过我得承认，他学东西非常快，钻研起来一天能干24个小时。可是，他一旦学会了，见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他时刻不忘向卡纳里斯致敬。每次发电文，后面一句总是‘向威廉致敬’。对待上级他多么小心谨慎。”
烟抽完了，烟头扔在地下，被踩灭了。接着，年长的那一位抬起了烟头，揣在口袋里，因为地下室内严格说来并不允许抽烟。无线电仍然没有动静。
“对了，他每次发电文都不用代号，”年长的接着说，“是冯·布劳恩给他取的代号，但是他根本就不喜欢，也不喜欢冯·布劳恩。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不对，那时你还没有加人到我们的行列——布劳恩叫‘针’到英国肯特郡的法恩伯勒机场那儿去。结果发回的电文是：‘肯特郡没有法恩伯勒机场，汉普郡那里才有个法恩伯勒机场。幸亏德国空军的地理知识胜过你，你这个笨蛋。’就是这种口气。”
“我看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一旦指挥失误，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
年长的皱起了眉头。像这样的评论只有他来发表才恰当。他不喜欢自己的听众那么正确地发表意见。“也许是吧。”他咕哝了一声。
“可是，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个代号呢？”
“他说那样的代号具有某种含意。代号若有含意就有可能暴露人的行动。冯·布劳恩听不进去。”
“‘针’？有某种含意？什么含意？”
然而，那位长者的收音机正在这时唧唧鸣叫起来。他立即返回岗位。对这个含意的解释也就根本没有了下文。
第七章
费伯接到电文以后，心里很恼火，因为上级要他正视一个他一直在回避的问题。
汉堡那边已经确信电文到了他的手里。当时他曾发出呼叫信号，他们不是像平常那样发出“已悉——继续发报”的回复，而是发出了“与一号接头”的命令。
他发出了“知悉”的电文以后，把无线电发报机收回手提箱里，便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埃里斯沼泽地区那儿去——他现在的隐蔽身份是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他行驶在布莱克希思公路上，回头看看那狭小的两室套的公寓，心里在盘算着是否执行上级的命令。
如果拒绝服从，有两个理由：有职业上的原因，有个人安全上的原因。
职业上的原因是：“与一号接头”是个很陈旧的暗语，还是卡纳里斯在1937年制定的。含义是要他到某个商店的门口与另一个特工接头，那家商店位于莱斯特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之问。接头的方式是通过各自带的一本《圣经》来辨认对方，暗语是：
“今天读哪一章？”
“《列王记上》第十三章。”
接着，在确信没有受到跟踪以后，他们就会一致认为，那一章“最令人鼓舞”；如果不是这样，其中一人就会说：“那一章我恐怕还没有读呢。”
那一家商店的门面或许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费伯感到麻烦的倒不是这一点。他觉得：早在1940年就有一些不中用的非职业间谍越过海峡，并且落入了MI5的怀抱中，卡纳里斯很可能把那句暗语早就告诉了那些人中的大多数。费伯知道那些人已遭到逮捕是因为报上公布了他们受绞刑的消息。当然，那样做是为了安抚群众，说明已对“第五纵队”采取了行动。那些受绞刑的家伙，临死前肯定会泄露秘密，英国人现在可能已经知道那种陈旧的暗语。如果他们截获了汉堡发出的那份电文，现在一定有许多具有语言天才的英国年轻人簇拥在那家商店门口，他们个个夹着《圣经》，用德国口音在练习那句话：“最令人鼓舞”。
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打进英国似乎已指日可待，而德国反间谍机关却把自己的职业特点置之度外。从那以后，费伯对汉堡就失去了信任。对于自己的行踪，他向他们保密；拒绝与在英国的其他特工取得联系；发电文时，他经常改换频率，不管是否干扰了别的特工的发报信号。
如果一贯对上司的指令百依百顺，他可能不会活到今天。
在维尔维奇，费伯和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混在一起，其中很多人是妇女。此时正是白班下班的时候，军火制造厂的工人们如潮水一般拥了出来。那些工人虽然面带倦意，却显得喜气洋洋，这使费伯想到了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个人原因：他认为他的国家正在战争中渐渐失利。
他们肯定赢不了这场战争。俄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参战；非洲已丢失；意大利已经崩溃；今年——1944年，盟军一定会在法国领土上登陆。
费伯不想以生命做无谓的冒险。
回到家中，他把自行车放在一边。就在他洗脸的时候，头脑里突然闪出了不合逻辑的念头：他要去接头。
冒这种险很愚蠢，因为那是为了一种无望的事业。然而他却产生了强烈的冒险愿望。理由很简单：他已经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烦恼。一成不变的收报发报、观察和研究野鸟、骑自行车进进出出、寄宿店里的茶点——他已经度过了四年与实际战争相隔太遥远的刻板生活。他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陷入危险的境地。这反倒使他胆战心凉，因为他想到有潜在的威胁。每当他辨出有危险存在，而又能采取步骤使危险消除，他便感到无限喜悦。
就这么办，他一定要去接头，但接头的方式与他们所期望的并非一致。
尽管战争的气氛很浓，伦敦西区仍然是行人拥挤。费伯想知道柏林的大街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皮卡迪利广场那儿，他从哈查德书店买了一本《圣经》，揣在大衣里面的口袋里，别人是看不见的。这一天，天气温和而湿润，时断时续地下着毛毛雨。费伯带了雨伞。
接头的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或下午的5点到6点。具体安排是：有一个人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