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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哥早已躺在沙发上进人了他的酒乡，手里拿着一筒牙签儿不住地当酒往嘴里倒。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的家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这个肇事者还在那里敬酒呢，却让我在这里面对偏瘫而又固执的老父收拾残局。
我悲哀地想，这大概就是遗传了。酒徒的遗传。
其实，我老哥的喝酒，比起那位正用仇视的眼光盯着我的父亲来说，还是差多了。
2
我们家应该算是一个喝酒世家。的确是这样，好像除了喝酒，倒也没有什么可以传世的了。虽然父亲的一生追求，是要我们家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家庭。就是像电影《革命家庭》那样的家庭，父亲为了革命献身，母亲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的儿女，而儿女为了革命也献出自己的青春。父亲最喜欢这部于蓝主演的电影，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在喝完酒后巡视着我们一家四口，用一种满足的声音说：瞧，我们家，不就是一个革命家庭吗？
但是父亲绝对不会想，人家于蓝的革命家庭是不酗酒的。
我老哥从小就有喝酒的良好底子。这底子也是父亲给打造出来的。
那一年，在商业部门工作的父亲到酒厂去检查工作，大家都是善喝之辈，就干脆在勾兑车间喝起来。喝酒的人里面有我老哥，大概是老妈生病住院的原因，父亲出差便带上了刚刚四岁的老哥。等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倒在桌上呼呼大睡时，那时才四岁的老哥居然还在那里一个人用茶缸子接酒喝，被酒厂的厂长惊为酒童。那时还没有做广告这一说，但后来酒厂的厂长与父亲的关系好了一辈子，就是因为我老哥的酒量。
其实，生长在我们这个土八路的家庭，就是不会喝酒，一般也能培养出酒量来。我和哥哥从小就被训练了出来，每逢家里有点好菜，一定是和酒摆在一起的。寇哥当时能在酒厂坚持喝下去，实际上是因为酒厂的下酒菜是五香豆豉，那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他吃五香豆豉有一个著名的段子。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出去搞外调，回来的时候就要带我们到商场去转一转。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就带着哥哥去商场买菜，仍旧买了下酒的五香豆豉。父亲在前面走，哥哥就乖乖地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用牛皮纸包裹着的一筒豆豉，等父亲买完菜，才发现，一斤豆豉都被哥哥送到了肚子里。那是用酱油和盐腌制的，吓得父亲一晚上陪着哥哥玩。我们家乡的老话是，小孩子吃了咸的东西，千万不能让他哭，一哭，就坏了，非把嗓子哭哑了。
当然，我也有过光荣的历史。
六十年代初，我们还小的时候，到公园玩时，我和哥哥就会不停地喊着：“爸爸请客，爸爸请客。”
所谓的“请客”，就是要让爸爸去买啤酒，中山公园门口的小摊儿上就有，用罐头瓶子装着，5分钱一罐头瓶。那时父亲不经常在家，在农村搞社教运动，每次回家都要带我们去公园玩一次，或上沙锅居吃沙锅豆腐，父亲当然要满足我们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只要父亲说，喝去吧，我们兄妹俩就会立马跑到小摊前，一人抱起一罐头瓶鲜啤酒，一仰脖，“咕嘟，咕嘟”地喝光，父亲就在旁边得意地笑。哥哥一口气喝两瓶，我一口气喝一瓶。这一罐头瓶啤酒大约是半斤，我们喝了连说解渴、解渴，把周围的人给看呆了，我们就得意地笑。
这都是我们长大后，父亲喝酒时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的。父亲很为我们的酒量骄傲。
父亲培养孩子惯用军队风格。因为父亲是行伍出身。他在部队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与酒写在一起的。
那一年，是淮海战役的前夜。部队紧急集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河，人员、枪支武器等都过不去。当时父亲是红小鬼出身，在班里排在队伍的最尾部，但这时他冲到前面，对班长说，有没有酒。班长刚好手中有一壶酒，父亲抢过便喝了几口，然后跳下还结着冰的河里。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人每人一口酒跳到水中，硬是搭起了人桥，将武器安全运到了对岸。但从那时起，父亲的腿就永久性地残废了。
父亲用那条废腿换来的是三等残废军人的荣誉，每月都要享受国家的补助。那几块钱虽少，但对父亲来说却是一笔财富。那钱他积攒了近半个世纪，谁都不知道他积攒了多少，但父亲就是不拿出来，估计除了党费，也不会有更大的事情使用它们了。
当然，这样的故事都是父亲在酒酣时说的。什么时候他喝到滔滔不绝讲他的光荣史了，那说明他的酒喝得够分量了，也就是他说的喝“愉作”了（山东方言：舒服的意思）。
家谱里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于家是匈奴的后代，男的能喝酒，会吹牛，说是吹牛不用打草稿。女的能干，都是姑奶奶，挽起袖子能打人。女的如何能干在我这里是不行了，我一直就是我们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动辄哭鼻子，最主要的是连专业都选择了吟诗赋词的中文，这一直让我父亲不满，他是希望我能当一个女工程师。但男的，则基本上与家谱的说法相一致。从我父亲身上，确实能看到匈奴后裔的基因。
父亲的土八路故事，还有很多。父亲常讲的一段是，那次部队打了大胜仗，首长们还记得那个带头下水的小鬼。还专门请小鬼的客，把战利晶拿来给他们吃。结果他们吃出了许多笑话。他们几个小鬼吃香蕉不剥皮，还直皱眉头，偷着说这是什么东西，软软乎乎的，还涩舌头。吃松花蛋时笑话就更大了，父亲咬了一口就丢，首长问为什么不吃了，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告诉首长，这个蛋臭了，他们昨天已经倒掉了一整箱。首长大吃一惊，说，你们这些土八路，这是最好的下酒菜，老子走了半个中国才遇到这东西，给我找回来。
哪里找得回来。首长气得把分到他们名下的一箱松花皮蛋没收交给后勤了。
文革时，父亲常常喝醉，多少次母亲说要与父亲离婚，一直到父亲瘫痪在床，也没有离成。
那一天，父亲在小铺里喝多了，一回来就开始骂那些“革委会”的人。
父亲在单位是“铁杆保皇派”，因为市里那个最大的头，就是当年请他吃“臭蛋”的首长。因为小鬼的机灵，首长曾经把小鬼调到跟前当了几年通讯员，也就是勤务兵，首长解放后留在琴岛市当了市长，也把父亲带到琴岛。父亲转业到商业部门，成了老资格却又年轻的入城干部。虽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首长也送了一块“欧米伽”手表，但后来也就把这个老部下给忘了。但父亲一直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不能提拔。他经常要在酒酣时遗憾而又骄傲地说，如果我有了文化，早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但父亲是“忠于”到底的，在单位挨了造反派的斗后，就到小酒馆里喝酒。
那时的小酒馆，和现在的酒吧简直就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兼打水的“小铺”。现在这种“小铺”早就没有了。小时候，一听小铺的水箱发出哨声，大人们就会让小孩子拎着铁壶去小铺打水，一分钱一壶。这种小铺也兼卖酒，都是一些拉地排车的师傅歇脚时来这里喝一盅。
小铺的老板娘将小勺伸进酒坛子，一勺就是一小两，盛在大白碗里，也就是刚刚盖底儿。大人们将酒喝得“啁啁”响。当然，没有任何菜肴，就是那样干喝。
我常去那里打酒，不是因为腿勤快，而是为了赚那笔打酒钱的零头。两毛钱可以打二两酒，还剩六分钱，买三串橄榄还剩一分，还可以买十小粒糖豆。要不就用六分钱买五块花生糖。
父亲去那里喝酒的时候不多。他毕竟还是个干部。但他的下级单位有一个仓库在那里，仓库里有很多他的酒友，碰上了，就叫到一起喝。那一天，就是在那里喝的。他到家时身上已经是尘土一片，一定是在路上就被摔过了。
父亲喝多了是不用问的，只要他笑眯眯地走进家门，身上还带着刺鼻的酒味，两个眼睛像刚哭过一般红，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大了以后，就更有经验，了，我们住的是德国式房子，楼梯都是木地板的，只要晚上听到楼梯上的声音像一个木棍在那里捣着，那一定是父亲喝高了。
通常情况下，父亲一喝多了，家里的气氛就凝固了，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自讨没趣。这个时候的一句话，就会像一根火柴一样，“刷”地一下点燃我母亲的肝火。
这一次也是这样。
哥哥不在家，他出去钓鱼去了。父亲为了不让哥哥去社会上参加什么运动，就给他买了全套的钓鱼家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