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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amp；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合理地预期任何突然的和辉煌的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任何学科的知识的特点上打上一个明显的和永久的印记”。他继续说，像“培根、牛顿、奥斯忒、惠斯通、戴维和达盖尔”这样的人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围环境和追求中引起某个重大的变化”。关于科学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着的同时代人）的这些评论，是对他的主要观点的一种注解：“已经过去的那一年，的确不是以任何那些惊人的发现——一它们同时使与之有关的科学部分革命化——为特色的”。这些评论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学会中宣读了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初步报告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背离其原型的倾向”。
当宣读这些论文的时候，贝尔一直在主持会议。研究林奈学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贝尔显然不怎么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会议上关于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思想中的一场革命的开始”（盖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贝尔意识到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学正在为革命作准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关于自然史中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贝尔以主席身份所作总结的一个直接回答。
达尔文革命的早期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清楚地展示了从早期思想基础的革命到论著中的革命的发展阶段。达尔文在随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作环球旅行（1831—1836）期间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他对化石的研究以及对“现存的动物在形式上与已灭绝的物种有紧密联系这一自然法则的确认”；但是，如恩斯特·迈尔（1982，395）坚持认为的，“在1831年参加比格尔号环球旅行的达尔文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了”。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同上书，408－409；萨洛韦，1983），达尔文在刚开始环球旅行时并没有成为一个进化论者。他的这个转变发生在1837年，那时，他公开了他的第一个关于“物种的演变”的笔记。
达尔文是慢慢得出关于他的思想的结论的。1844年，他写出了一篇长达230页手写稿的论文（达尔文，1958），它包含着后来写就的《物种起源》的基本内容。因此，考虑到第二年9月的自然选择理论，而且在大约20年的时间末以任何形式公开他的思想，我们很难说达尔文在1837年变成了一个进化论者。简言之，思想革命是在1836－1837年完成的；投入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非公开的革命，是1844年形成的。但是，论著中的革命的公开阶段是另一个15年之后的事情，那时（1858），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寄给他的论文，文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独立见解。
从不公开的革命到公开的理论革命这个转变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达尔文投入到这个转变之中正是他写作1844年论文的时候。1844年7月5日，他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说，他“刚刚完成”了他的“物种理论”的“草稿”。他请求，万一他“突然死去”，她“花四百英镑让它出版”，同时专门指出，赖尔将是把这部著作付之出版的最好的编辑（“如果他乐于承担的话”），而且，如果赖尔不能如愿的话，那么福布斯、亨斯罗、胡克和斯特里克兰都可以完成这一嘱托。达尔文甚至告诉他的妻子，如果他们这些人“谁都不愿”接受这个嘱托的话，她要设法找到一个编辑，并且告诉她“如果找一个编辑有什么困难的话”，如何处置这部书稿。
正如人们都十分熟悉的，达尔文进化论最初是以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在华莱士寄给达尔文一篇请求转交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论文之后，达尔文发现它是“异常美妙和有趣的”。实际上，这篇使达尔文感到震惊的论文包含着加文·德·比尔爵士所说（1965，148）的“对达尔文本人关于物种靠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的简洁的但却完美的表述”。达尔文的第一个可敬的本能就是隐瞒他自己的著作，发表华莱士的短文。但是，最后经过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瑚克——他们都是达尔文的朋友，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科学和真理的朋友——的劝说，他同意把华莱士写的论文，与达尔文未发表的1844年论文的摘要，连同达尔文1857年写给哈佛大学爱沙·葛雷的信的摘录，同时一起发表出来。其中包含着达尔文一直在写作的那部著作的“简短的大纲”。这些书信，连同华莱土的论文都在1858年7月1日伦敦的林奈学会的会议上被宣读，而且在同年8月20日的《林奈学会会报》上发表，发表时的标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论变种和物种由于自然选择而永存。”
说到人们对这些新思想的承认，达尔文后来写道：“我们这次发表的联合论文，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我记得当时只有都柏林的霍顿教授，提出了唯一公开的意见；他断定说，这篇联合论文中的一切新观点都是虚假的，而一切正确的观点都是陈旧的“（1887，1；85）。（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林奈学会这次著名的会议。）胡克后来告诉弗朗西斯·达尔文（在1886年），他和赖尔“都曾经强调（就博物学家而言）应当充分注意这些论文以及它们对博物学家、历史学家等等的未来的影响”（1887，2：125…126）。他说，“论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但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讨论”。那次会议之后，人们“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新的学说：“赖尔赞成，而且也许我也有几分赞同……而＇林奈学会的＇会员们则为此而慑服，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反对这一学说”。但是，后来成为林奈学会主席的乔治·边沁在读了达尔文一华莱士的论文后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撤销了后来准备列入那次会议日程的发言。在那篇发言中，他利用他对英国植物群的研究支持关于物种稳定性的思想”（达尔文，1887，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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