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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的方法，同时也产生出了提倡、记录和传播这种知识的新的机构。这类机构就是那些由志同道合的科学家们（以及那些对科学非常感兴趣的人们）组成的协会或学园。他们会聚一堂，一起做实验，他们去参观别处所进行的实验工作和对实验的检验，听其成员所做的有关科学工作的报告，了解其他的科学组织或其他的国家正在从事的事业。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科学革命的显著标志之一。到了17世纪60年代，在法国和英国都有了固定的国家级科学院，它们都有了官方的杂志，以便于它们各自的成员发表其研究成果。
以伊萨克·牛顿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入选成为这种学会的成员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1671年，伊萨克·巴罗（卢卡斯讲座的教授，牛顿的前任）把牛顿新发明的反射式望远镜的样品带到伦敦，呈交给皇家学会。牛顿的发明受到“称赞”，没过多久，牛顿就被选为皇家学会的成员。牛顿很高兴得到伦敦的科学家同行们的如此赏识，他不久就写了一封信，寻问学会何时聚会，以便他能够提供一份报告，阐述他所做的与光和颜色有关的一系列实验，这一系列实验是新的望远镜发明的基础。牛顿年轻气盛，他写信给已经竭尽全力使他成为其会员的那家学会，他对干事说，他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对大自然的运行所做的“最为奇妙的”探索。牛顿渴望立即向他新的科学家同事们展示其发现的这种心情，与他后来不愿发表（或勉强同意发表）他的任何发现这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向我们暗示着，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正式获准成为常设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何等重要。
牛顿论光和色的论文有着好几个第一：它是牛顿第一次发表科学著作；它是颜色物理学的第一篇或奠基性论文；它是第一次以文章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学发现。此外，它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它描述了牛顿的实验以及他由此得出的理论结果，而没有为某个宇宙论体系或神学教条进行辩护；它是纯科学，这也就是从此以后直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含义。
不断出现的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一个革命性特征，就是正式的信息网的建立。这种信息网的确立，部分是依靠个人的出访和相互的书信往来，但主要还是依靠科学杂志和科学报告来完成的。短命的伽利略西芒托学院（实验学院）在一卷本的《智者》（saggi，1667）中用意大利文发表了其成员的成果。1684年又出版了英文版，在一卷本的英文版书中有一幅具有象征意味的卷首插图，以表示意大利科学院是怎样把其传统传播到伦敦的皇家学会的。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既有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也有用拉丁文发表的文章。为了方便欧洲大陆的读者，把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也全部译成拉丁文的学报，不久便问世了。《哲学学报》的文摘或摘要都是用英文出版的，但很快就被译成了法文，而法国科学院的各项发现，也可以从英文版的材料中得知。17世纪发表的伟大的科学著作的数量是令人惊讶的，但它们并非像人们通常所料想的那样都是用拉丁文发表的，它们是用各自国家的语言发表的。例如，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意大利文版，1632；英译本，1661；拉丁文译本，1635），笛卡尔的《几何学》（法文版，1637；拉丁文译本，1649，1659），牛顿的《光学》（英文版，1704；拉丁文译本，1704），等等。其他此类的例子还有，笛卡尔的《屈光学》（1637），惠更斯的《光论》（1690），以及胡克的《显微术，或对微小生物体的生理学描述》（1665）。
从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大量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网所起到的作用。1668年，奥尔登伯格在写给当时在巴黎的惠更斯的信中，表述了学会想与他建立通信联系的愿望，并希望他向学会介绍“他在有关运动问题方面所做出的发现，”即使他“认为还不适宜用书面形式发表的［成果］”也行。奥尔登伯格还问惠更斯，是否“愿意向他们透露他的有关理论，以及作为其理论根据的有关实验。”惠更斯同意了，“勿庸置疑，他的成果寄来时，学会将在他们的登记簿上备案，以便使其发现权得到保护。”几个月后，惠更斯的原文送来了，克里斯托弗·雷恩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研究。随后“进行了一些实验”，用以检验惠更斯的理论和雷恩的理论，由于实验设备的工作不甚理想，实验又被安排在以后的一个星期聚会上重做了一次。过了不久，惠更斯与雷恩的发现何者居先的问题就出现了。惠更斯把一份用“密码或变位字”写成的关于新的研究成果的陈述送交给皇家学会登记备案，以此作为“今后保护他的发明或发现的方式”，等到有朝一日“他认为适当时再用普通的语言对它们加以解释。”20多年以后，爱德蒙·哈雷力劝牛顿把一份对他的发现的说明递交皇家学会备案，以保护他的领先权。时至今日，仍然可以从登记簿上查到牛顿1684年秋天所写的小册子《论运动》，牛顿著名的《原理》，就是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
科学社团和科学院在建立发现和发明的领先权的记录制度方面的作用，是科学革命另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革命是有史以来第一种致力于连续的发展过程而并非某一目标的革命。如前所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政权或社会制度，尽管人们也许并未料想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这样的国家。然而，新的科学却被看作是一种发现过程，一种永无止境的研究过程。为了发表和传播各种发现，为了建立能够用来从事发现工作的实验室和天文台以及动植物园，准备工作一应俱全。出版杂志以发表新的成果、为保护发现的领先权而建立备案存档系统、对最富有革命性的进展予以奖励，通过这些活动，持续的变革过程得以制度化。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革命或革命运动能使即将到来的持续的革命进程如此制度化。的确，太阳底下还是有新东西的。
虽然，科学有可能是一种对真理永无止境的探索，但人们普遍希望，在有效地医治人类疾病方面，科学进步能导致具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和改进。这类记述出现于17世纪初，培根和笛卡尔有关方法论的专题论文也有这方面的论述。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谈》中写道：要是有个富人能向他证明，在医疗和卫生保健方面也能开发出类似于像农业机械化那样的实用技术，那该有多好呀。培根也反复论述过同样的问题，他论证说，科学——有关自然的知识——将会导致对我们的环境的控制，将会给予我们新的力量。培根很明智地接着指出，这种实际应用与其说是增加舒适的生活用品的手段，莫如说是具有更多的“预示真理和保卫真理”方面的价值。培根这样讲的意思是说，由于新的科学革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的原理也就有可能在实际的设计工作中体现出来。那些体现着新的原理或以新的原理为基础的正在运行的机器，为这些原理所包含的真理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所有这些革命性特点暂且不谈。是什么使得科学革命通过基本的科学进步真正得以实现了呢？我们已经看到，抽象的运动定律被枷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取代了。再进一步，把自由落体——一种典型的加速运动——与匀速的水平运动过程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像伽利略指出的那样，勾勒出抛射体的抛物运动的轨迹。磁学萌发于17世纪。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这些定律以后均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还全面阐述了现代的宇宙日心说体系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哥白尼学说。牛顿不仅创立了颜色学，而且创造出了一种同时包容地球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数学体系。他的万有引力原理，既可以说明开普勒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又可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