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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完全意识到他在传播“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一观念并不是他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一下《近代科学的起源》，可以发现：这本书是在1984年的一系列讲演稿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此表明他并非认为他是这一观念的创始人。
然而，巴特费尔德在使“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强有力的和雄辩的事实宣称：近代科学革命的最终结果“不仅使繁琐哲学黯然失色，而且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解体。”“它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科学的权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学的权威。”此外，这场革命“远远胜于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的任何事物，它使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黯然失色。”巴特费尔德是一位普通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家或科学史家，因此，他的戏剧性的结论特别对其他有名望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产生影响（甚至对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是如此）。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能把从伽利略到牛顿时期现代科学的突变事件，恰当地看作历史上的主要革命。怀特海认为，按照“天才世纪”的简单规则，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事件是与伽利略，牛顿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巴特费尔德为了强调那个时期科学思想的革命性质，用了这样两个词组：“英勇的冒险”和“人类实践的伟大乐章”。首先，巴特费尔德强调了他叫作带着“各个不同类别头衔”的革命的影响，并且，他避免了用宗教改革的或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来轻易地解释革命。
在《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巴特费尔德不仅给近代科学革命以突出的地位，尽可能地把它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最著名事件，而且，他提到了“化学领域里的一场滞后的科学革命。”如此表明，他意识到了一场滞后的牛顿革命，这可能侧重的是“化学领域里迟到的科学革命”与长期流行的术语“化学革命”相比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变种。化学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的大师拉瓦锡提出来的，自M．贝特洛的《拉瓦锡化学革命》（1890）一书出版之后，“化学革命”广为使用。我必须承认我从没有确信：这就意味着科学革命是“滞后的”，只是因为“滞后的”这一术语，更有助于理解自然事件，例如像后来关于雨的解释。巴特费尔德没有让读者清楚他所指的“化学上的科学革命”与“拉瓦锡化学革命”之间的概念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他尽最大可能地表明近代科学革命对最初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影响，而不是对化学革命和直到法国革命出现的类似的化学革命的影响。即：在近代科学革命改变各门学科的进程中，化学革命的到来要比天文学和物理学晚一个世纪左右。
巴特费尔德的影响是随这一事实的出现而不断扩大的，即，他的著作正作为对科学历史的专业领域的积极探索而出现，并使之推广到许多知识领域：普通历史学，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许多科学的应用，国际核武器的控制问题，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共存，这使科学和技术引起了许多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真正的关注。这种关注使人们对科学史，科学革命以及对科学革命创立的现代科学的应用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巴特费尔德第一个对科学革命（近代科学创立的革命）的令人震惊的论述，恰恰是在此时出现的，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几乎立刻被作为初级学生和高级学生的公共教科书。这种定论作为权威性的论断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科学家。
早期著作家论革命
然而，巴特费尔德并不是20世纪以来第一个详细论述科学革命的历史学家。许多被巴特费尔德引证过的重要著作家在早期都讨论过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这样的论题。M．奥恩斯坦医生是这些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医学论文《17世纪科学协会的法则》于1913年出版。它至今仍然是经典著作；该书分别于1928年和1975年两次重印。奥恩斯坦除了把近代科学革命作为单个的统一的运动来分析外，她还把科学革命的概念用于规模较大的革命中的特殊事件。例如，她提到望远镜时说“它使天文科学彻底革命化了。”她提到了“林奈的革命著作”，“光学的革命性变化”，“大学中的革命”（1928，8，13，249，262）。奥恩斯坦特别提到了发生在17世纪前半期的一次变化，它“比起先前时期逐渐进化以来，似乎更像‘变异”’（p．21）。她这样概括她的发现：“在17世纪后半期”，科学协会是文化的产物，“更像科学革命的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她断定：“与许多载入史册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相比，在思考和探索的基本习惯中存在着一场革命”。这最后引证的夸大成份，是因为巴特费尔德在后来的解释中用了标准的术语。对我们来说，可能最为突出的是：在她的讨论中没有指出但我们能够找到的一条线索：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就像科学革命的概念，可被用于任何其他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历史学上解释和分析的一个标准模式。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A．A．玻特的学者，他对巴特费尔德和许多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他的历史学及其评论文集《现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925），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作为对科学哲学基础的经典研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后来，他放弃了对早期思想及其意义的研究，转而专事宗教哲学。
玻特的书有一多半是论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吉伯和玻意耳的，其余的论述“牛顿的形而上学”。在玻特引用的一篇参考文献中介绍牛顿时说，是牛顿引发了突出的事变——“崭新的知识革命”（p。203）。然而，玻特在阅读了牛顿的著作后认为，这个推论具有“悲观”色彩。因为，牛顿“以他权威的见解，应当在他丰富多彩的工作中对所用方法做清楚的陈述”。玻特仔细查阅了牛顿的各种论文，试图为“这种陈述找到任何特殊而详细的说明”，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在这个有着很大影响的历史研究中，玻特还提到了“R．玻意耳的化学革命”，他使用了这样一个题目“特殊的假说和实验的方法，而不是几何学的归纳法”（p．200）。对玻特来说，在开普勒和伽利略时期，“科学中精确数学的运用按照其秩序”，带来了“一场著名的形而上学革命”（p．156）。玻特还提到“天文学革命”。伽利略的“因果关系的实证概念”和相伴随的科学被认为是一场“完整的革命”（p．89）。玻特认为，这是描述“伽利略革命的伟大性”（p．93）的一个恰当的词组，而且它包含了“循环式革命”的旧式解释，即从某点出发，又回到该点的一种封闭运动。在描述伽利略时，玻特提到了一场“思维革命”（p．84）。A．柯伊雷和巴特费尔德后来更充分地发展了这个思想。在玻特的论文中，人们还能看到“哥白尼革命”（p．50），它被说成是“最根本的革命”，人们认为玻特确信：道路是由“像库萨的尼古拉这样的思想家的自由宣哲”（p．28）铺成的。玻特讨论了哥白尼革命的远景，认为他的体系的“简洁性”能“正确地…减少他的革命观念确实会引起的某些偏见”。而且，在对这一事件的一般性介绍中，玻特列举了出现在当代科学的前两个关键世纪中的所有基本的发明，他认为“在1500…1700年间，这种革命确已发生”（p．16）。
玻特的著作开辟了一种科学思想的新领域——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宗教含义。就展示的程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科学是“与历世纪和问世纪的哲学和宗教思潮不可分割的”（格拉克1977，63）。但就现在的背景来看，这种经常重印的著作，对于近代科学革命和“基本”的哥白尼革命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在涉及17世纪的科学中使用革命概念的另一位著作家，是哲学家怀特海。他认为，望远镜“可能会作为玩具而保留”（1923，165），而在伽利略的手中“它（望远镜）却引起了一场革命”。然后，怀特海尽力去“解释伽利略带给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的革命思想”。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一书（该书是根据他1925年在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