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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统一。科技伦理要正确反映和体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要承认个体的意义与价值，充分尊重个体的利益和权利，特别是个体生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必须肯定集体的意义与价值，坚决维护集体的利益和权利。要因时因地地估量各种具体情况，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尽量使二者能够兼顾。科技伦理强调和坚持的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原则，既包括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时的多数人，也包括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少数服从多数的那些多数人。
5）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统一。 现实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人类目前的现状出发，首先是解决现实问题，未来主义要求科学研究要照顾到未来。现实主者义把人类目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未来主义则强调这一代人应当关注下一代人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当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应该要坚持及时后补救原则：以现实的人类生存为第一要义，同时对破坏未来的种种后果提出预先的警示，并及时提供采取补救措施的技术路线。
注：
1、除特别注明书名外，各章的篇头语都转引自宋建林主编的《智慧的灵光—世界科学名家传世精品》一书，改革出版社，1999年。
2、例如，伦理涉及到人和自然，而道德只是涉及到人，也就是说伦理是一个包含道德、先于道德而存在的大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伦理、太空伦理，但不能说生态道德、太空道德。
3、转引自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P199。
4、奥本海默着，胡新和译，《真知灼见——奥本海默自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p179。
5、王海明在《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一书中把人的伦理行为根据手段和目的的利己、利他、害己、害他划分为16大类型：完全利己、为己利他、害己以利他、损人利己、为他利己、完全利他、自我牺牲、害他以利己、利己以害己、利他以害己、害人以害己、利己以害他、利他以害他、害己以害他、完全害他。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一篇 科学与科学活动的运行
第7章 国家科技政策与科技体制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 ——波普尔
过去的科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个体科学家的无偿的、自由的探索正在让位于国家、企业或者社会资助的项目研究，依靠简陋设备和仪器进行的低成本的研究正在让位于更复杂、更昂贵的大科学研究，单个科学家的独立研究正在让位于网络化、全球化的协作研究。因此，一个科学家必然要关注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体制，以便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课题经费，并在适宜的体制下创造出科研成果。
1、国家与科学家的互动关系
索林根（Etel Solingen）通过结构分析和实证描述，给出了关于国家与科学家的互动关系4种典型模型＇1＇。从模型1到模型4，科学家的自治程度与他们承担的义务性责任的比值逐渐减少。每一个模型中，科学的精神与政治体制的精神存在着不同尺度的张力。
模型1为“幸福的融合”（happy convergence），假定国家结构与科学家的兴趣和动机达到高度的一致。科学家不仅被提供了探索的内在的自由，也有通过激励系统（公共性质的和私人性质的）和知识产权认可而流动的自由。尽管这种模型会给基础研究带来一些弊端，但这种弊端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解决。科学家的互动关系发生在有竞争性基金组织、斗争性政治团体存在的多元化的、分散的环境。高度的开放带来科学的相互关联：国内、国际、私人与科学家共同投资也共同分享科学研究。这一模型的典型是美国、法国、德国等。
模型2 反映了国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潜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于国内控制系统或者国际互动约束方面的中等程度的不满意，科学共同体用“被动的抵触”（passive resistance）来回应这种张力。与政府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签订的科学合同条款减低了科学的自治和与国际同行交流的自由，不过从科学探索的观点来看，这种程度是科学家能够承受的。国家控制和资助大部分科学研究，主要用于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军事研究，而不是为促进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研究。由于科研经费的到了保证，科学家不用到处筹措经费，特别是与企业打交道。科学共同体在一个相对自治的环境下工作，使得他们对军事研究并不特别反感。这一模型的典型是原苏联的列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领导时期和德国纳粹时期。
模型3为“仪式的对抗”（ritual confrontations）。一方面，一部分科学共同体中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日常的抱怨和不平；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中也对科学家存在着敌意。科学家的行为受到政府的较为严格控制，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与国外的同行之间的交流很少，科学家的发现的优先权得不到保护。科学研究的规划（即使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取决于国际安全与经济地区的需要。在非多元化政治的国家里，特别是出于国家外部安全的考虑，科学探索就受到政治气候的高度限制。这种关系在一些独裁的工业化国家存在。
当仪式的对抗发展到更加极端的仇视的形式，则导致了模型4—“致命的遭遇”（deadly encounters）。在这个模型中，政治义务完全代替了科学的自治。“保卫政权”成为科学实践的标准，理论研究被称为是“反社会的”。尤其严重的是，科学家成了迫害和清除的特别目标，通过逮捕入狱或者是强迫流放等残酷手段致使一代科学家的消失和整个科学学科的衰落。这种关系的典型案例是原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一些军事化的发展中国家。
这4种典型模型在现实中同时并存，在一个国家里不同的时期也发生转变。如美国的原子弹工程、氢弹工程就破坏了“幸福的融合”，斯大林时代后期苏联 “被动的抵触” 暂时取代了“致命的遭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国家科技政策
在一个国家内，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路线和国家建设任务在科学领域内采取的行动和规定的行动准则，称为国家科技政策，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科技资源（科研人员、科研投入、科技装备、信息资源等）配置、科技成果评价与应用、科技体制（组织结构及相应的管理制度）改革、国际科技交流及其相应的国家法律、部门法规、各种条例。
科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选择。科学选择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确定优先领域，对科学研究活动未来的发展进行干预和调控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优先领域的研究，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有限的科技投入能够获得最大的知识和技术的回报。科学选择是必要的，这是因为：①各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主导学科即带头学科。在这一时期，选择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或研究领域给与重点支持，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学事业的繁荣；②科学发展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时代，科学已经使自己变成了一个需要巨额经济支持的庞大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