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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它通过描绘一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的兴盛与衰亡，通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作品中梦幻与想象、神秘传统与潜意识杂糅相融，失望与希望、厌恶与欢欣共荣并存。题中的“孤独”，既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精神孤独，又有一个民族的与世隔绝和孤独历程，同时还象征着人类精神上的无助和荒谬感，全文是颇有象征意味的，意义含混而丰富。
受到前述因素的启发，中国作家也打出了自己的寻根旗号。阿城表示要“强化民族文化意识”，韩少功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也就是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而所谓的超越，则是以现代观念重铸民族精神，去揭去一些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乡土，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桶，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他们的作品，如《小鲍庄》、《爸爸》、《透明的红萝卜》等都是成功之作。作品中主人公均为小孩，思维混沌直朴，象征着原生态的先民及其代表的文化之根。例如，捞渣象征着仁义，丙崽象征着荒诞愚昧，黑孩象征着神秘。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把视野投向了过去的年代，但已淡化了政治背景，仅有一幅感伤的气息。黑孩倍受虐待，不知饥寒，对关心他的菊子十分冷淡。他不理睬小石匠对他的爱护和小铁匠对他的折磨，在二人打架时反倒帮小铁匠的忙，只因他看到了小石匠与菊子的野合，而菊子在他心中另有一种神圣。为了寻找萝卜鲜红透明的感觉，他破坏了一片农田。神秘、虚幻、感伤，便是莫言理解的文化底蕴和现代精神，在作品中两者完美地融为一体。
此后，一批富有文化意味的作品诞生了（并进而影响到下一阶段的新写实小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对民族之根作出了自己的诠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讲述了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的悲欢离合和生死命运，透露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的历史氛围和现实基调。郑义的《远村》、《老井》从新旧两个角度对古老的三晋文化作了揭示。韩少功、叶蔚林、何立伟等更多写出了绚丽多姿的楚文化，以及它在农民心灵中的积淀。再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则着意表现吴越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市民、农民的文化意识。邓友梅的《烟壶》、刘心武的《钟鼓楼》、阿城的《棋王》，则凸现了燕赵文化背景与表现出古老民族审美意识的苏醒，开掘民族文化心理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这些都同样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
欧美现代派文学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所受影响比较特别，它是在1985年文化热退潮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表面上看，它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共时的直接影响，但事实上，它是中国文学前十年所受西方文学影响积淀的成果，既保持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些长处，又对西方的哲学观念、文化人类学及表现手法进行了比较和挑剔。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现实和人生，注重生活画面的逼真性和细节的真实性，注重人物故事。但是，新写实小说抛弃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抛弃了对理想主义的礼拜。对故事细节的偏重，似乎与现代主义偏重形式构筑的倾向不合，但它吸收了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对生存状态关注的文化哲学思想。所以，新写实小说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衔接的初步点，仔细考察一下蕴藏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文学影响与接受中的机制，或许更有利于猜测今后的中西文学交流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
新写实小说中受西方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对生存状态的关注。所谓生存状态，包括两个方面：个体生存状态与群体生存状态，有时还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生存形式。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映，在刘恒笔下最为突出，而刘恒作品有两个中心：“食”与“性”。作为维持个体生活和繁衍的两种方式，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展现。《狗日的粮食》在半是赞美半是怒骂的氛围中，显示了一出围绕“食”发生的个人悲剧。天宽婆被天宽用一袋白薯干买来。为了孩子能吃上一口饭。生命的一切全围绕着“食”而大悲大喜。对她而言，她的个人生存无疑具有某种哲学意味。同时，如果放在那个时代层面上考察，则又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畸形特质，进而暗示出群体生存的悲剧。性，是刘恒作品的另一个中心。《伏羲伏羲》中天青和菊豆的变态性爱，以及由此滋生的自虐、恐惧、自残等心理，都是由“性”而生。杨金山为了传宗接代，不顾自己失去性功能，残酷折磨菊豆。天青和菊豆的性爱则处在压抑之中，他们敢于越过人伦和社会偏见的束缚，寻找着性爱的满足。在小说中“性”成了最高主宰。我们固然也可以从中看到社会、文化与人性的冲突，窥见群体生存的形式，但这两部作品事实上都强调的是人的本能对个体生存的决定作用。
这种现象，明显受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弗洛依德强调性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生存都与性息息相关，决定着个体的一举一动。因此，在我国文学中，出现了对性膜拜的文学。人物只受到性欲和潜意识摆布，离开了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人生观念的拘束。应该指出，刘恒的小说写的是十分深刻的，而且社会批判力极强。但是，我们也该注意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局限性。弗氏选择的研究对象多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及行为反常的人，侧重研究他们消极的、病态的和兽性的方面，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单一研究，以及心理因素的历史考察。理论基点的偏失已经决定了理论本身的缺陷。如果我们陷进弗洛依德的理论所提出的对待精神生活纯生物观点的圈套，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生，更别说用艺术想象来再现它了。人更多的是文化的产物，并非单纯的生物性的人，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主动性一面，对人的认识就是片面和肤浅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有助于纠正这种偏颇。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发现人不只是性本能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需要层次越高越脱离低级动物，越具有人性的美。因此，有人提出了只关注生存缺陷的作家，视野是否过于狭窄的问题。这其实是个理论探求与创作实践矛盾的问题。理论探求总是力求全面，而创作往往喜欢把某一点推向极致，在极致中见出生活的本质。况且，描写自我实现的人物，按照新写实小说的笔法，是很可能回到现实主义的老路，在感情上，作家们大都不愿接受这一点。这里提出的文学影响与接受的矛盾是很值得理论界探讨的。
有些作者并不一定看了许多西方学术理论著作，但阅读了不少翻译作品，对其创作实践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黑色幽默便是一例。早在 1937年，黑色幽默就被认为具有超现实主义特点，在1939年，布洛东编有《黑色幽默文选》，说它是以冷笑自卫，在梦幻中寻找新世界。但到了60年代，乐观自信消失了，成了灰色的、病态的喜剧，悲观、绝望、阴沉、优郁。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历史的庄严与崇高全部丧失，在历史进程中，人是无可奈何的，但又不甘心如此。于是，在历史与现实之中，人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寻找自我过程中，人并没有发现自信，在嘲笑他人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虚弱，在幽默中呈现阴沉，在绝望中发出狂笑。它轻松地嘲弄着历史，绝望地审视着自身，以轻松幽默写出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充满恐惧，飘忽不定，迟钝空虚，渴求死亡，在传统准则全面瓦解的情况下束手无策。
赫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便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作品描述了一条无所不在的22条军规所设的怪圈，谁也别想挣脱它，与古希腊时期的宿命观极为相近。不过，这种宿命悲剧又十分可笑，它并不存在却无处不在，貌似荒唐又十分真实。作品开始把人放到社会中考虑，在社会环境中展示个人的生存状态，并进而指出这种生存状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的，从而使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