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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社会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各种人物关系进行安排，然后构造故事情节，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在上述社会背景中，茅盾塑造了老通宝这一勤劳的农民形象。他辛劳一年，却到头来白贴一年辛劳和汗水外，还欠一大笔债。这样，茅盾完成了在揭露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同时，刻画出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计划。
茅盾是左联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他的构思过程和创作方法在当时还大致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但是，即便如此，他的这篇小说也还有不符合现实主义要求的地方。老通宝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蚕农，对世事及行情了解颇深，可他后来还冒着破产的风险去借贷。这与他的保守性格和精明是不太相符的，存在着明显的虚构痕迹，从而在整体上引起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性的怀疑。茅盾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作家了。例如洪深的《五奎桥》，在写农民的反抗时过于机械化，形象化程度也不够，受到后人的非议。再如丁玲的《水》，由灾民和洪水的博斗写到灾民与官绅的斗争，本来已具有裁剪生活、扭曲真实的倾向，但当时仍有人认为作品没有写出革命者的组织与领导，是作品“巨大的缺点”。由此可见，不正确的文学观念是怎样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精髓，并进而对创作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理解
为了清算拉普文学影响，批判“唯物辩证创作方法”的错误，1932年，苏联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1933年，周扬把它介绍进来，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作了解释。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去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这对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现的中国诠释有明显的影响。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这是伴着延安整风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文学整风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理论表述。从当时的文艺实践和政治现实出发，毛泽东提出要强调文学的倾向性，要求文艺创作更具典型化：“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紧密相联的。由于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作家必须从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人出发，也就是从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人的个性、特殊性出发，才能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出来。列宁主张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并断定：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毛泽东也提出了“无个性即无共性”的观点。因此，在创作时，只有从个性、特殊出发，而不是从共性、普遍性出发，才能正确表现生活内容，才能达到六个“更”字所要求的艺术境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独具鲜明个性特点的典型人物来。
如何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人，是与作家的世界观相连的。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因此，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所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也说：“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在精神和物质、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上，两位导师都指出物质的第一性、意识的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据此，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作家们一定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才有可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惊醒和感奋的作品。
《讲话》对延安文艺状况起着扭转不良倾向和指导前进方向的作用。此前，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脱离延安实际，孤高倾向严重的创作，不利于抗战和团结。文艺脱离了群众，大众化口号实际上成了“小众化”。《讲话》改变了这种态势，强调写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大批如赵树理般的作家投入到《讲话》提倡的文学实践中去。赵树理是中国第一个成功地以中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描写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塑造农民新人形象的作家，他的努力使新文学走进茅屋村舍成为现实。
农民形象的塑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如下几种：一是乡土文学作家笔下苦难又无能改变命运的弱子幼民；二是鲁迅笔下体现了国民性、备受苦难的农民；三是左翼作家笔下的不堪忍受重负，奋而反抗的农民革命者。赵树理以其独特眼光，描写了翻身作了主人的新农民形象。他们固然有许多弱点，但政治觉悟高，精神昂扬，心情畅快。在叙述方式上，赵树理多采用传统的故事模式，注重情节的完整性，有时吸收了传统的章回体裁小说、评书、板话等民间艺术的特点，符合民众的欣赏心理。在语言上力求运用群众化口语，通俗明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成名作，也是他前期的代表作之一。在作品中，既有翻身农民的欢天喜地，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又有对封建陋习的讽刺，对传统习俗的针砭，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语言为农村口语，尤其是二诸葛和三仙姑的语言颇富民间色彩，很能反映出说话者的口吻和心态，乡土气息浓郁。
此外，孙犁、丁玲、周立波等作家也在《讲话》指引的方向下辛勤耕耘。孙犁的《荷花淀》是篇绝妙的抒情小说，融战斗于风景之中，在细腻中见出激烈，颇有传统士大夫抒情小说风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通过农村土改运动，反映了各个阶级的变化，人物塑造上也按照典型化原则进行，显然是贯彻《讲话》最得力的作品。
这些作家的革命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比一般作家深刻，对社会本质的把握也有一定力度，这与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但是，他们往往过多地在共时层面上注意阶级分析和社会考察，思维方式过于静态化，而忽视了在历时层面上对社会作动态分析，这样，使得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略显教条化，而缺少历史的深度，从而减弱了作品的批判性。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他们适应农民欣赏习惯，擅长以人物的行动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民族心理素质、审美眼光的变化，那种在社会层面中体现个体的做法也对今后的文学发展有不利因素，因为传统写法是与它对个体价值的忽视为哲学基础的，在小农经济生成的民族心理中，对个体价值的忽视根深蒂固的。但是，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个体价值得以凸现。传统手法在表现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体归属感或许还能应付，在表现强调个体的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生活时恐怕就捉襟见肘了，因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及表达方式。以后人开放和独立的现代眼光来约束、批判前人，虽是一种苛求，但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对于新型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提前呐喊清道，也实在有必要。
俄苏文学与十七年文学
据统计，1949年到1979年，全国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共有47个国家的276位作家的1250多种作品（包括不同译本和版本）。其中，欧美国家有25个，作者232位，作品1100多部，所占比重之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详见《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这说明，欧美文学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相对不足的建国后这30年，仍占据着绝对优势。不过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评介几乎是空白，对美国文学的介绍也大多以反面教材为出发点，真正对这30年文学产生影响的是俄苏文学。而这30年中，除去十年浩劫，又只有17年时间才有文学，即是文学史家通常称的“十七年文学”（1949—1979）。因此，我们将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俄苏文学对十七年的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上。
首先，在文学理论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我国的文艺思潮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