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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作，显示了融汇外国影响，将话剧这种外来形式民族化的历史趋势。到了30年代，话剧经过一些剧作家的努力，已经初步完成了民族化的过程。
欧美文学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他被称为“民族魂”，取其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完美表现。同样引起世人注意的是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历来吸引众多学者。近些年，鲁迅与欧美文学的关系成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晚清时期传入的三种西方思潮：进化论、天赋人权、超人哲学等对我国第一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影响甚大，由于鲁迅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他接受了这些思潮的影响，形成了他前期的启蒙主义者世界观。
鲁迅前期提倡发展个性，主张人性解放，强调理性的作用，反对封建制度，他热情赞颂卢梭等民主斗士。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他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 ‘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由于鲁迅和卢梭同为反封建斗士，因而，他对卢梭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同时受到他的影响，希望作一名“精神界之战士”。这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他能作好思想和理论准备。
在反封建同时，鲁迅提出要发展健康的人性和改造国民性。数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成法束缚着人性的发展，封建伦理纲常窒息着人性的生机，病态的国民性阻碍着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强调推翻封建势力，发展健康人性，就成为鲁迅的首要着眼点。他首先认为从根本上要发展科学，因为“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时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将云。”科学的发达可以使中国免遭异族的侵略，从而国民性也可以得到净化。同时鲁迅也指出，只有同时提倡科学和文艺，人性才不致偏倚，群众精神才会健全，民族才会觉醒，也才能从根本上聚集起来共抗击列强的侵略。
这些观点，无疑来自西方的人性观。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论，再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人的关怀与尊重，都一直是哲人关注的问题。与别人不同的是，鲁迅把发扬人性与反抗侵略相联系起来，并认为首要的还要反封建，建立平等自由世界，因为“盖自法郎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即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地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封建制度窒息人的发展，使得人性不能健康成长，从而导致国民性的玷污与萎缩，自然也就难以抵抗外强侵略了。所以鲁迅的人性论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烈的战斗色彩。
进化论对鲁迅也有很深影响。同前人一样，鲁迅对进化论的接受，也并非仅仅限于生物学意义，更多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他认为同生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个代代相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在《狂人日记》中，面对吃人的封建制度，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希望未来会有所改变。他还天真地相信青年，认为青年的一切都是对的，号召青年掀翻这些吃人的筵席，扫荡这些食宴者。到后来，他才运用阶级分析法，破除了这种抽象进化论的缺点。
鲁迅虽然崇拜社会进化论，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竭力反对的。有些人“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所不慊也”。他斥责以进化为口实侵略他国的帝国主义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兽性而已。如果帝国主义者嗜杀成性，妄想掠夺他国财富，扬其国威，则他们就还停留在兽性阶段。人类的发展实际上是不断向前，摆脱兽性的过程。因此，鲁迅的进化论是与人性论紧密相连的，其目标一直指向反帝反封建。
超人哲学源自尼采的唯意志论。在尼采著作中，他强烈抨击德国市民阶级的市侩思想和庸人哲学，对传统思想进行猛烈抨击。他反对群众，认为他们是“市场之蝇”，认为历史演变的目的只在产生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群众不过是天才活动的工具，认为民主主义放纵多数，压抑了优秀的个人。鲁迅接受了尼采的这些观点，认为“尼采、伊孛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又说：“尼采之所希冀的，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这种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 ‘类猿人’这一名词。”他寄希望于少数杰出人物，以启蒙的姿态来引导群众。他自己也希望成为一名超人，但是，对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他是有所怀疑的。他觉得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感觉，犹如独处荒野之中，没人听他的呐喊，仿佛身处铁皮黑屋。在革命失败的时候，他的这种消沉心态便是 《野草》，其中的心态被后人加以各种诠释，称为现代人的感受，这大概是鲁迅当初所没想到的：历史的局限竟成就了他感受的现代性。
到了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有系统地介绍过来，鲁迅的思想又有了更明显的变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不清楚的问题，用唯物史观来考虑，也就明白了。例如，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目的在于救正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以后，他又明白了自己信奉的超人哲学的不足，开始把希望放到人民大众身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开始运用阶级分析法，在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论争中，他驳斥小资产阶级哲学，认为它们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从创作来看，他不再从事抨击传统文化的小说创作和抒发个人孤独的散文等，他更多地是采用了短小精悍，更易发挥战斗性的杂文，称之为投枪匕首。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鲁迅从思想到创作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谈到外国文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鲁迅说过一些缘起。小时候，他逐渐明白了农民的苦痛，但没法使大家知道，“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可见，从一开始，鲁迅的创作就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狂人日记》与果戈理一小说同名，但他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再有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在文中，鲁迅借用了尼采的话：“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是猴子，无论比哪一个猴子。”
由于他的矛头对准的是封建制度和礼教，他立志揭露出它们对人民的迫害，表现出他们的呐喊与反抗。所以，他最先选择的是东欧诸民族的作品。因为，这些国家当时正处于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时候，文学多富于反抗精神，鲁迅认为很符合时代需要。其次，他要表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俄国文学，特别是安特莱夫、迦尔洵、阿尔志跋绥夫等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启发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深入解剖。他的作品，大都着眼于现实主义作家。他热情评价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深刻的心理解剖的技巧，从安特莱夫的作品中看到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不同程度的融合，而迦尔洵对时代痛苦的敏感也打动了鲁迅。鲁迅的作品也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早在1907年，他就作有《摩罗玛力说》，认为摩罗精神就是敢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