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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都与黑格尔有关，海涅甚至曾与他共处，而年事稍晚的齐克果却只听过老迈的谢林（Ｓｃｈｅｌｉｎｇ）
在黑格尔死后对他的苛烈批评。海涅与黑格尔分道扬镳是因为他觉得后者不够自由，且过分权威，而齐克果却觉得黑格尔过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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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存在主义
过于自由。称海涅为浪漫主义者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坚定地拒绝放弃启蒙时期的理想，他不肯收敛他刺透性的批评智力，因之也不能宽容任何情感。
齐克果也逃出了浪漫主义圈限，因为他同样摈弃感性的迷濛光线，摈弃心智与情感的一切可爱的综合，他坚持信仰的荒谬性——这种信仰是他所接受的。
陀斯妥也夫斯基毫无疑问地是世界文学的巨人，而齐克果则是它的怪杰：有时他是一个漂亮的但气死人的文体琢磨家，时常又是一个令人头昏脑胀的思想家，然而，总括起来说，他又以他的个人性蛊惑了读者。他对于他的墓志铭的提议是无双的：“那个个人”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齐克果不仅是一个个人，并且试图把个人当作一个范畴导入我们的思想之中。在他庞大的、未经修剪的散文丛林中很难发现他在哲学上的重要性，他是一个有侵略性的思想家，而他主要攻击的对象是黑格尔——虽然对于此人他缺乏任何第一手的知识——以及基督教；后者已存在了大约十八个世纪，而初看起来似乎与哲学无任何关系。事实上，齐克果是在反叛希腊智慧：在哲学与基督教两者之中，他所攻击的都是希腊遗产。
西方思想受着希腊哲学的巨大影响，而后者复受数学影响，因而西方思想忽视了个人。
现在有些人注意到这个漏洞，然而，总是把它归罪于现世主义（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而鼓吹人们应该返回到中世纪——似乎那时个人是中心点——或返回到柏拉图对永恒真理或永恒价值的信仰之中。然而齐克果反柏拉图一如反黑格尔，反汤玛斯（Ｔｈｏｍａｓ）一如反哥白尼。他把整个的宇宙概念扫开，当它是一个使注意力分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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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９
“这些事以后，上帝试探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依撒喀，你最喜爱的儿子。”对齐克果而言，这是人之处境，人的命运。世界在其中不占分量，它不能给予任何帮助，人的处境即是如此，而“有一件事是必要的”
，就是决断。
齐克果不相信永恒不变的真理，不同意柏拉图之仰赖理性。对齐克果而言，伦理并非去洞见善，而是作决断。然而他忽视了决断与决断之间的不同：决断可分有见地的与无见地的，有理性的与无理性的，以及负责任的与不负责任的。
然而，他看出理性不能使我们免下决断，他看出希腊人，基督徒以及近代哲学都在试图忽视这一个全然重要的事实——此处他的看法完全正确。这些人或沉思何为永恒，或分析道德关系，或试图证实他们的世界观，或证明基督教的优越，或者甚至证明上帝的存在——然而，这一切都是在试图逃避做选择的必要性。齐克果攻击神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的高傲传统，把它们当作是黑夜中吹口哨①，当作自我蒙骗，当作是一种不懈的努力以掩饰那决定性的决断——理性的种种证明全属次要，在这个理性的网幕之后，我们一直在下决断，而且必须进行决断。
齐克果至少用间接的方式驳斥了柏拉图二元论的遗产以及一般人对于灵魂或自我的概念：一般人把它和肉体相比，当作它是本体。
齐克果则认为自我乃是无定形而不可掌握的，因此必须以可能性、忧惧与决心诸种意涵才能对它有所领会。
当
①可能意指夜行心虚，吹口哨助胆之意。——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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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存在主义
我看出了我的精神可能性，我就经验到那忧惧——那忧惧乃是“（由）自由（而来）的眩晕”（“Ｔｈｅ
ｄｉｚｉｎ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ｄｏｍ“）而我的选择是在恐惧与颤怖中完成的。
这些主旨一直是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中心；这些主旨我们可以见之于雅斯培的无教派的宗教信仰之中，见之于沙特的无神论之中，亦见之于两相对立的巴斯（Ｂａｒｔｈ）与布特曼（Ｂｕｌｔｍａｎ）的神学。此处就存在着齐克果对于现代思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的重要意义，他攻击已被众人接受的基督教的观念，要求把通俗的自我观念做彻底修改，提醒人们该把注意力集中于决断。
他是一个叛逆者，而即使我们同意这种叛逆有其必要，却仍然要承认他行之过甚，而他的追随者们亦未适切地修改他的过分之处。对于理性，他未作谨慎的批评，指出何者是它所能，何者是它所不能，却对它发动总攻击。对于数学及其他科学他没有质问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它们对哲学——特别是伦理学——具有有效价值，他却求助于显然无效的论证。笛卡儿认为推理务必明晰确断（而科学进步加强了这种趋势）
，这种要求是否会使哲学家们变成了只重逻辑与琐事而忽视重大的哲学领域？齐克果不做此问，却完全捐弃了明晰确断的思考。
齐克果的主要错误可以见之于他的两句警语之中：“由热情而来的结论是唯一可靠的结论。”
以及“我们的时代所缺乏的不是反省力而是热情。”
十九世纪并非如此，今日更非如此。
他强烈厌恶枯燥冷静的作品，但即使与他口味相同的人也不难发现他的诊断错了，他的药方是会致人于死的。确实，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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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１１
只理性不能解决生命中最关重大的问题，然而，是否因此就可说热情能够呢？或由此就认定理性该全部被抛弃呢？
在这个重要点上齐克果回坠到柏拉图的理性与信仰的二分法，数学与神话的二分法，似乎是，在无法获得数学上的确定性之处，我们就必须满足于无可发问的故事。
（柏拉图的神话当然是优美的——然而却从来没有被细心追询考查过，也从来没有遭到一个堪与对立的故事，用同等的优美，讲述思想完全不同的神话。）
这种虚假的替换物——理性所不能提供确定知识之处，这个替换物本身亦全然无能为力——由于基督教对它的重新估价而变得更为糟糕。
柏拉图曾总括地说，凡是最重要的事情，理性都是能够胜任的，然而基督教却获得了徒众，谓凡是由理性所可决定的事物ｅｏ
ｉｐｓｏ（因之）
就不是终极重要性的，他们认为有决定性的事物超乎理性思辨之上。圣。汤玛斯反对这种立场，他允许理性的思考——就是说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过，也只是为了与异教徒的非理性背景相对照。当然，齐克果与路德更为接近：他反对哲学，推崇个人主义。他回呼着路德出名的格言（比路德自己确实说得还好）
：“那要做基督徒的人必须把眼睛从理性中挖出来”
；“你必须与理性分手，甚至不认识它，甚至把它杀死，否则一个人就不能进入天国”
，以及“理性是妓女。”
（三） 尼采
浮面的去阅读尼采的著作（正如人们常常这样阅读他的著作一样）
，尼采似乎与齐克果属于同一脉络；然而，他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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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存在主义
是。就是特别为了这个理由，他的“试评基督教”
（尼采《反基督》一书的副题）不管是为了维护作者或基督教，都不应予忽视，也不得把他视为对同情和美德的野蛮抗议而置之不理。诚然，尼采并不下于齐克果，他也是一个热情的宣扬者和伪善的批评者，但是他并不牺牲理性以赞扬热情，而他之抛弃基督教并非由于他认为基督教过于合理化，乃是由于他认为基督教是理性的首敌。他在《基督》和其他著作中，对于信仰的讽刺批评，读起来很象存心批评齐克果的。
尼采和齐克果之间的不同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全面来说，这不同之处确然比雅斯培所小心编列出来的相似之处远为重要（请阅本书中他对这两人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