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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国人的反战示威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怪异的事。只有少数人愿意被认为是赞成美军立即无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国内最具有鸽派观点的集团之一的大学教员，迟至1967年在这个问题上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的气势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计有1。4万人的一支群众队伍在曼哈顿第五号大道举行了游行。同时，另外还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在市区的边界线上被警察拦回来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游行示威。在各地举行的这次被宣布为“周末抗议”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打算把特劳克斯空军基地的司令官当做“战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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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