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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如果他把这场和俄国人的竞赛中的实际风险都透露出来，那么国会和人民可能不仅会抛掉自满情绪，而且很可能会把洞察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理智都一并丧失了。该年春季，总统曾请当时的福特基金委员会主席小罗恩·盖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合作和指导之下，调查一下国家的防务戒备状态。调查结果是在苏联卫星二号正好进入轨道后的11月份送上来的。报告所列情况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总统只得决定把它扣压下来。盖瑟报告表示同意在全国修建核弹掩蔽所的建议。艾克认为，掩蔽所计划从财政上考虑根本不可能实行，因而发表这样一个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徒乱人心的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他相信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努力超过，或者至少赶上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才是摆在国家当前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在外层空间创造惊人业绩。这是任何总统都不曾面临过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受星际情况的吸引，他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在国内，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中，能够抗拒这种外层空间旅行的诱惑的人并不多。诺兰就不能抗拒这种诱惑；艾克不得不干脆告诉他，他无意“在弄清倒底要花多大费用之前，就听人怂恿，全力以赴去一样接着一样的搞那些赶时髦的玩艺儿。”总统要把一切火箭计划至少暂时由国防部掌管的决心，也受到副总统尼克松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后者是艾克刚在11月7日任命为总统的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的。艾森豪威尔对他们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在技术结构上实际是一样的，花费大量财力分头去搞，他认为毫无意义。基利安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而尼克松却支持基利安，他争辩说，如果和平的探索外层空间的工作交由一个与国家军事当局无关的机构去处理，那美国在国外的形象就会更有利一些。但总统对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象他对美国的生存那样关心，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颗装有核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支能射中月球的火箭。”他并尖刻地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后来的一代人已见惯了地下发射台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许多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机械装置——这些都是艾克一想到就害怕，但还是大胆正视的未来的可怕现实的东西——对于这后一代人来说，他的明智是显而易见的。俄国人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所拥有的较次的中程弹道导弹，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甚至最有经脸的专家也未想到过，如把氢弹弹头装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让它以比卫星一号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更高的速度飞越海洋和大陆，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所有这些，在1957年时，普通美国人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可以使人约略看出当时的一些熟谙内情的人也是多么无知。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这文章好象是出自儒尔·韦尔纳【儒尔·韦尔纳（1828－1905年），法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译者】的手笔：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家曾经设想到一种卫星堡垒，上面装上核导弹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为了增大载运量，一切外层空间运载工具都必须制作得比较轻巧。因此它们会很容易被打坏，而且由于它们只能在可以测定的轨道上运行，也就不难被击落下来。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那就是把一支中等火箭射入敌方卫星的轨通，但让它循相反的方向行进。弹头一爆炸开来，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小粒子充满整个软道。那样，任何一颗小粒子，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的速度（每小时三万六千英里）碰上那个卫星，就会产生一颗流星的作用，把它打一个洞，把一股火焰直射到它的中心去。』
这是1957年的事，那时苏联已把一个物体射入了轨道，有关这一问题，每小时都有新情报传来，此后又过了五个月，《时代》周刊才报道说：“五角大楼越来用得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是一个直率的，但很生动的词儿，意思是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使用比实际需要超过好多倍的力量。”到这时，全国学到的东西真不少。但是当初在艾森豪威尔上任的时候，导弹理论本身就几乎象1939年10月爱因斯坦的那封著名的信送到罗斯福总统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件现实的事。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的八年中，政府花在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上的钱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万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向华盛顿建议说，他们现在相信他们能够设计一种氢弹头，体积之小可以装在导弹顶部发射出去。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了——俄国人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否可能携带核弹头，却早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工作——这差距，在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建议之后，就变得更大了。
次年就将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纳梓V－2科学家沃纳·冯·布朗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在他的领导下共同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冯·布朗打算使用助推火箭来加强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把一个小卫星（五磅重）送入轨道。这项工作被命名为“轨道”计划。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那年10月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小组在罗马开会，建议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从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发射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承担一项发射卫星的计划，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份贡献。白宫也同意了。就在这时，政府的某些制订政策的人一再坚持一定要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追求军事目的。他们的理由和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提出的理由一样：中立国政府可能会发生误会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这话有理，因而决定把卫星研究和军用导弹工作划分开来。这个使冯·布朗的“轨道”计划宣告结束的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作出的，当时在迪尔本，福特汽车公司正好要决定生产它那注定要倒霉的埃得赛尔汽车。
在卫星一号上天之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认为把火箭专家和导弹专家分家是“一件惊人的蠢事。”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们也同意他的说法。1955年，他们的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已获得相当进展，完全可以用以发射卫星了；1956年9月，一支改进过的丘辟特－C型导弹就己达到六百五十英里的高度，比苏联卫星一号的轨道还高，共航行了三千五百英里。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并没有提出要求来。“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全都调到它的后继者“先锋”计划方面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拨归海军，理由是海军的“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在高空导弹研究方面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作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一到海军那里，“先锋”计划就奄奄一息。在新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下第一步是在1954年末发射一颗重二十磅——等于苏联卫星一号重量的八分之一——的卫星，那是现在负责其事的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所长宣布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许多意外的障碍、耽搁和延误。哈根于是发表了一项修订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只要它的“海盗”式发射器的二万七千磅推力不出向题，第一颗二十二磅半重的卫星就将在1958年春季上天。当苏联科学家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向天空发射红色月亮时，哈根和他的同事们却还在进行这项工作。
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科学研究与军事上的需要仍应加以严格区分，他在苏联卫星一号发射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仅仅是我们方面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就它本身来说，这完全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一远大目标能够实现，那就可以大大丰富人类关于“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和任何抢登月球的竞赛毫无关系，他也不知道这种竞赛之说是从哪里来的，他倒希望有人能对他说说。
艾克说，发射卫星可是另一回事了。这表明苏联人的“火箭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幸，他迄今所得到的数字在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