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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是在埃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唯有他来芝加哥前已经决心参加竞选副总统——这五位之间进行的。凯弗维尔最后胜利了，但险些儿击败了他的肯尼迪，却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得多的印象。当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出面为肯尼迪欢呼，激动地叫喊“得克萨斯州要以自豪的心情投票选举这个身上挂过彩的英勇的水兵”的时候，提名肯尼迪似乎已经定局了，却不料原先支持戈尔的密苏里州这时忽然转而支持凯弗纽尔了。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大会的报道一开头使说，“人所共知的”肯尼迪好运气“今关宣告结束了”。事实上，肯尼迪这次竞选副总统的提名遭到失败，毋宁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由于这次登台作了一次简单而又颇有风度的接受大会决定的发言，他那动人的丰采立时造就了一大批醉心于他的选民。现在全国人民都熟悉他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肯尼迪在临近胜利之际突然失败，以及他表现的那种青年人的干净利落劲——先是全力求胜，继则恰然服输——深深打动了全国家家户户人们的心。”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既然他没有列入候选人名单，就不能把民主党最终失败诿过于他了，或者，更具体地说，诿过于他的天主教信仰。按信奉天主教这一条，自1928年胡佛彻底击败艾尔·史密斯以来，一直算是致命的政治问题。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一定能轻而易举取得副总统提名的。“我再也不竞选副总统了，”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了。”
第二十三章 追求幸福
所谓“艾森豪威尔假寐期”是指从1953年朝鲜停战开始到1957年秋季为止的这段日子。原来美国人一向以为自己的技术优势是所向无敌的，这时得知苏联火箭专家已经悄悄抢先了一大步，不禁心慌起来，这以后，信心就大不如前了。于是为了重新恢复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耗费了几千亿美元进行星际探索的疯狂争夺战，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却使美国的自尊心受到新的侵蚀。令人眷恋的1953到1957年这段喘息时间，从此成了无邪的黄金时代，好比失去的童年那样令人惋惜；好比值得怀念的往日，显得份外清明可爱。
说实话，这段“假寐”时间固然不那么美，但也不象美国知识界描绘的那样空虚无物。在知识界看来，那几年枯燥无味，苟安自得，乃是无节制的纵情物质享受的时代，八五八书房整个社会是离心离德，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到处充满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趣味的粗鄙行为。那是一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四万一千家汽车旅店替代了城镇旅馆。在搞得最出奇的宿处，旅客只要多花两角五分钱，就可以享用一张刺激性感的摇晃床。美国的宗教事业已经落到拨个电话听听祷词了事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电影明星怎样获得宗教信仰》之类的文章。还有现成出售的六十秒钟内解决一切心事的锦囊妙计；有些人看到达一切就深感幻灭。照这些人的看法，五十年代中期是一无可取的！这时个人地位的标志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大丈夫气概的标志是参加“美身刮脸香水俱乐部”【美身为香水商标。这是意为依靠化装。——译者】谈民主，不外是投财神爷的票；比排场，无非是家里有没有好松木建造的娱乐室；而经济生活的标志则是能否照“阁下应即购车”【“阁下应即购车”（You Auto Buy Now）是一种汽车推销广告。其中Auto一词是汽车，但又是ought to（应当）的谐音双关语。——译者】这条办事。
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发明的小玩意。技术上的变化从来未使美国人如此着迷过。人们惊异地谈论着晶体管，那种小得象鞋带头的锗片或硅片既可以用来开动众议员赫伯特的那种微型收音机，也可以供应小型助听器需要的动力（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里），还能使战斗机的设备减轻一千五百磅。新发明的小玩意有什么不好呢？只有苦行主义的顽固怪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推广的特号大王型和女王型“佳寝”牌床垫。虽然在汽车旅店抽水马桶的座圈上覆盖着印有“为了保护您的健康，本座圈已经消毒”的纸条显得有点可笑，事实总归是，过分清洁还是比太不清洁为好。在洛斯阿拉莫斯等等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之外，美国技术界正在使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这还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新发明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其数目之多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突出的就有：中心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钮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烘干洗衣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乘车入场商店、有空气调节的公共汽车、电热毛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转笔刀、电动罐头刀、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件件问世普及，随即成为中产美国人生活必备。这样，较实用的新产品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五十年代中期那千百万醉心摇曳音乐的一代男女渐渐发觉，在数不清的琐细方面，生活已经变得更安逸，更好过，更方便，更有趣了——一句话，更有过头了。同时，他们对大萧条也还记得。他们以喜惧交集的心情认识到：“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那种日子确实已经过去了。日趋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很多：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改观，以及美国人的勤奋任事。美国生产着全世界商品的一半。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七十年代初期又翻了一番）。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一百二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亿美元。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预算就达到了波兰全国预算的规模。
凡此种种，其结果是美国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世界其他地方难以理解的程度。近于百分之六十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四十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三千零八十三美元提高到了五千六百五十七美元；即使按照货币贬值率加以换算，仍然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处于“奔驰的资本主义”的阵痛之中。无产阶级正在被改造。普通的双职工驾驶着昂贵的新汽车，认购股票。1954年5月份《幸福》杂志提出，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并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了。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了。”
大萧条时期幸存的人，才一领略新繁荣的滋味，就又变得不合时宜了。须知经济繁荣曾是此辈青年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他的理财本能是怯懦保守的；如果他能积蓄一百元，他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可是节俭已经突然变得不时兴了。战后成年的美国人，对于拮据岁月素无体会，往往把到手的每一分钱，连同今后很长时期也挣不到的收入全数花光了事。“大手大脚”成了恭维人的话。这些挥霍的人象1929年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一徉，依靠赊欠过日子，并且尽量少预付，多购买；所不同的是，他们买进的是消费品，而不是证券。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基础就是分期付款购货计划。1952至1956年间，美国消费者债务从二百七十四亿美元增长到四百二十五亿美元，即百分之五十五。分期付款的赊欠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而购买汽车的欠款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虽然几年很繁荣，个人可以使用的收入却仅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新一代的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还显然过得挺美。他们掉以轻心地谈论“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这时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职业，所谓债务顾问，向他们提供处理信贷的意见。
那时连新兴的近郊住户中高薪之家的积蓄也很少。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和伊利诺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银行存户的平均存款额大约是三百美元。年轻夫妻由于习惯于所得税按月在工资中扣除，习惯于一揽子的抵押借款，因而对于利率大小并不在乎。他们在分期付款购货时只问每月付款多少；他们把银行贷款的圈套和载有特定付款额与债务条件的购物证，简直视为生活保障；而银行当然乐于照办。小威廉·怀特说得好，银行“并不宣传储蓄的思想”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