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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就给罗斯去电话，说他认为这封信不但不宜于公开发表，即使作总统文件放在国家档案馆，也未免太不象话。接着他在电话中把信读了一遍。罗斯听完以后，也有同感。于是这位刚被免职的部长把信送回白宫，罗斯就立划把它烧掉。那晚，总统怒气消失之后，又给家里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不得不把亨利免职了，当然我很不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在1940年继续担任农业部长（本来他就该这样的），也就不会有这场争论，而我也不会到白宫来，那该多好呀！……我所接触的人中，亨利真是头号怪人。星期三下午我和他辩论了两个半小时，要他再也不要就外交政策上发表演说，或者表示同意我负责制订的政策，但他不答应……。现在，他离职了，疯子们又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倒很好。这恰好证明我是对的。……』
当然，他是错了。他处理得非常欠妥。本来国内已出现罢工、商品短缺、物价高涨，黑市流行，人们对和平过渡又觉得事事不如众，现在又来个华莱士事件，杜鲁门的声望就大受影响。根据盖洛普民众测验，他在1945年7月参加波茨坦会议前，同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美国人，可以说是非常信任的一种表示，因为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战时威望最高峰也不过是百分之八十四。现在情况变了。“华盛顿开始反对他了”，约翰·张伯伦在1945年11月26日那一期的《生活》杂志说。虽然这种想法也许是出诸张伯伦的主观愿望，但是到了1946年年内某个时候，显然已经到了转折点。
从一些小事里就可以看出。从右冀方面传来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大声咆哮：“总统自己怕得发抖却还要吓唬大家。”左翼方面，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塞缪尔·格拉夫顿则说他是个“可怜虫。”甚至民主党的基本群众也相互议论，“只有在哈里又犯错误时你才记起他。”伊克斯请他声明不再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以便全国恢复团结。阿肯色州新当选的民主党众议员富布赖特说，这十八个月内杜鲁门那么笨拙无能，为了国家利益，他该自动靠边站，让共和党人来接任。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参加竞选，用什么“我的战友们和你们的亲人们，曾经为了使美国神圣传统得以世代相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以他们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保卫这个神圣传统”这种陈言滥调，博得掌声雷鸣。现在美国人情绪很动荡不安。对在朝党讨厌，对在野党的讨好卖乖却很顺耳。波士顿的哈里·弗罗斯特广告公司为在野党想出了一句口号，写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受够了么？”
人民回答说受够了。选举结果，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尽优势，这是十八年以来的头一次。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把这第八十届国会称之为二十年代富有战斗精神的第六十九届国会以来最为保守的一届。理查德·尼克松和约·麦卡锡都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洛杉矶时报》认为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将会吉星高照，尼克松也会和他步步高升。“尼克松先生是史塔生州长的好友，他的政治观点和史塔生的主张是一致的。”《生活》杂志对这次胜利高兴万分，认为这是“政府的权力中心已经明显地转移。”多少年来，国会一直是“白宫的橡皮图章，当它的替罪羊”，按照这份杂志的预测，今后它将能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共和党的领袖们碰头以后，就建议把国家预算减少一百亿元，减少税收，放弃“政府可以干预工商业和劳工这样的指导思想”并把1932年以来通过的各种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全部废除，连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也在内。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得意忘形地说：“美国现在是共和党的天下”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每次竞选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反映投票那一部份人的信念。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美国在五十年代，共和党在选举日开始总是先占上风，但到了下午五时，职工下班回家，就会决定他（她）们是否在选举站投票。如果他们投票，民主党就会获胜，也只有他们投票，民主党才有获胜可能。但在1946年这次国会选举中，这些人没有投票。投票的人很少，只有三千四百万，这意味着很大部份的民主党人，既对现状不满，又对白宫的领导失望。所以根本没有投票。但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却作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人民对新政已经悲观失望，想立即回到股票市场大崩溃以前二十年代那种不切实际地简单化的黄金时代去。他们想：既然如此，只要在未来两年不断攻击杜鲁门，那末，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又会是他们的了。
第十四章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妇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乳房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