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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你二十几岁？”她问我。
我告诉她，24岁。
“年轻啊。”她感叹。
我认识草明老师，是在1973年。那时我还在京西的煤矿里当一名掘进工人。其时“文革”已经进入中后期，似乎是江青们要搞一些歌舞升平，因此通知各单位找一些“工农兵”，讴歌一下那个“时代”。我虽然在煤矿混得并不好，刚刚从“反革命嫌疑”的阴影中走出来，因为有一点舞文弄墨的专长，也忝列“工农兵”之列，到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参与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制作。那时候，“三突出”正大行其道，文学作品动辄得咎，而给我们当责任编辑的李炬同志，显然是刚刚恢复工作，心有余悸，实在是不知道这类作品该如何写法儿。我还记得，我的一篇万把字的小说，竟改了8稿之多。和我一起写稿的其他作者，也被弄得“废稿等身”。有一天，李炬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写工业题材，有一位老作家是行家，她打算把我们的作品给她送去，听听她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对任何人说起。就这样，我们的作品，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送到了草明那里。
那时的草明显然还身处窘境，“文革”初期的狂风恶雨虽然基本过去，但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阴影，仍然扣在作家们头上。草明那时住在史家胡同，过去宽敞的房子已经被人占据，只给她留了两间很黑很小的房子。我记得那房子潮且阴，狭小的一间是她的书房。书房中挂着的两张照片使我终生难忘。一张，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合影，经草明老师指点，我们在朱德同志身边，找到了青年草明的身影；一张，是鲁迅先生和木刻家们谈话的照片。大约二十五年后，承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赠《沙飞摄影作品集》，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出自这位险些被历史遗弃的摄影家之手。这两张照片之所以使我终生难忘，因为此后我曾经先后去过草明在三里屯的家和安定门的家，发现不管她的家迁到哪里，这两张照片始终挂在她的书房。不难想见草明对鲁迅、对延安的那次座谈会的感情。当时，我们五位来访者，就挤在史家胡同那间仅可容膝的小房里，听她评价我们的作品。她针对每个人的作品都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她讲到了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独特性，这对在“三突出”氛围下创作的我们，有如春风化雨。我还记得草明老师对我的作品褒扬有加，使我在同行者中颇为得意。
那时文学艺术百花凋零，漫说文学史上的名著，就连十七年的作品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借助家里的藏书和先母任图书管理员之便，我还是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的。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早已闻名，特别是以鞍钢生活为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我甚至还在读书笔记里梳理过《乘风破浪》的主人公宋紫峰的性格线索。草明老师平易、谦和，特别对青年工人，尤为热情。后来我才发现，不少青年工人中的文学爱好者，都是草明家的常客。她甚至还曾在第一机床厂办过文学小组，培养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自从草明给我做了第一次辅导以后，我也成了史家胡同的常客。每次从100公里外的矿区回来，都会到草明老师家中小坐。
初涉文场的我大概和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一样，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代，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往往是一个人人生和文学败笔的开始。草明老师和我接触之初，大概也感受到了我急于靠文学改变命运的急切？几乎每一次求教，她都要对那个时代的所谓“文艺理论”发表犀利的批评，重申她的文学主张。对于我来说，当时那些话之“出格”，真有一点让人心惊。回想起来，她直言不讳地对一个文学青年作出关于人格和文品的告诫，越发让我感到温暖。
1973年底，我在井下劳动时遭遇工伤，胸12腰1脊柱骨折，锥突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萎缩。当时我的一篇小说经草明老师指点，带回矿区修改了，说好再回北京时，要送去请她看的，因为我住院，只好爽约。为了解释此事，我躺在病床上给她写了信。草明老师当即回了信，关心我的腰伤，告诫我静养，同时说因为矿区太远，她不便看我。但何时出院回家，一定要告诉她。她会到我家中看我。
当时我家住在西郊人民大学，离地处东城的史家胡同已经是相当远了。我记得那是我从医院回家养伤后一个暖洋洋的冬日，草明老师找到我家。我的父母为她的来访大感意外。草明老师身材瘦小，鹤发童颜，轻声细语，和他们聊得很投机。先父先母都是广东人，而草明家乡广东顺德，于是聊得更加亲切，好像最后干脆用了粤语。在我父母一再挽留下，她在我家一起用了简单的午餐。午饭后，看了我的小说，略加指点，对我的伤情则更多地叮咛。我架着双拐，一点一点地陪她走到人民大学的门口，看着她那瘦小的身躯，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332路汽车。
这一幕，永远印在了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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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3）
四年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因为学习太忙，草明老师的家渐渐去得少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其时草明老师已经调到了中国作协，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是每年去看望她一次，同时在出席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见到她，趋前问安而已。
至今我仍然在后悔，那几年为什么疏于看望她，以至她对我还有一些误解。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多少理由都无法洗去我的内疚。
终于有一次，草明老师忍不住了。
那次是参加《工人日报》一个征文活动的评委会，和草明一起开了一上午的会。吃午饭的时候，她问我：“建功，怎么很久不到我家去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对不起，我净瞎忙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今天就陪您回去，跟您好好聊聊？”她显然很高兴，也显然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饭后我们到了三里屯她的家。我还记得我们一人坐在一把竹椅上。草明老师问我：“你很久没来我家，是不是因为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说法？”我这时才深深地自责，因为自己的疏懒，竟引起了老人家的误会。我很诚恳地告诉她，我之简慢，和什么什么说法毫不相干，和文学界的一些不同观点，也毫不相干。请她不要误会，因为纯粹是我个人的不周而已。尽管我来得少，但请她相信，她的教诲之恩，是没齿难忘的。说着说着，我看到草明老师竟揩起眼泪来，便更加惶恐，不敢再说下去。
现在，草明老师已经远行不归，想起几年前的一幕，我觉得自己的心头又涌起深深的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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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底层情缘
春节刚过，我收到一个寄自江西省农村的快递邮包。我十分惊愕，因为江西没有我的亲友，打开包裹一看，是一块腌肘子。仔细查看寄件人的姓名，邮寄人叫吴成丰。就在同一天，我去值班室取报纸的时候，值班人员又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一个湖南女孩送来的，上楼找我不在，便把这包裹放在这儿了。我打开一看，是两条湖南特产的鱼干。
在2005年的春日这两件事儿给我增添了不少的快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是来自遥远南方的情意，赠物人都属于弱势群体中的打工族。那个给我送咸鱼干的女孩，是我们楼下餐馆的服务员，想必是她春节回乡探亲归来，给我带来的家乡特产。平日，我常到这个小餐馆独饮，随手带去的报纸和刊物，便顺手送给她了。因为她是湖南岳阳地区的高中生，为谋生到北京来打工的，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给她一些报刊让她能与文化相伴伴，聊以充实她枯燥而单调的生活而已。社会五颜六色，每天充满各种诱惑，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清纯女孩，好的书刊可以当成防腐剂，让她在奋斗中不至于自我迷失方向。仅此而已。我想：她送来的家乡特产，可能是对我的一种答谢吧？！
通过邮政快递送来猪肘子的打工者吴成丰，他在邮件附言中说，他无以答谢我对他的帮助，家里年底杀了一头肥措，便邮来刚刚腌好的猪肘，让我尝尝新鲜。我觉得农村生活相当清苦，杀上一头绪过年，怕是他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