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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4）
类似的，还有一位观众讨论了她如何把《家庭纽带》和其它她经常看的情景喜剧（包括“考思比秀”、《干杯》、《我的姐姐山姆》（My Sister Sam）、《小公鹿》（Newhart）以及《凯特和艾丽》（Kate and Allie）进行了对比：
《家庭纽带》比较做作，我觉得其它节目剧中人物的关系更加真实，而且风格也很幽默。例如在《家庭纽带》一剧中，父亲总是一个受欺骗的角色，《小公鹿》也有些陷入了这种俗套。在真实的角色及真实生活的人物中有足够的幽默细胞，当你拿过一个角色来甚至就能够模仿它们，我并不觉得这有趣。对我来说，在《家庭纽带》一剧中，如果让父亲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而孩子是保守派，这样剧情将会变得很有趣……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把父亲都设计成是公式性的糊涂人物。那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对《家庭纽带》中出现的情景并不感兴趣，他们还在剧中增加了一个小孩，但令人费解的是，当小孩说话时口气像大人一般。这或许就是我喜欢“考思比秀”的原因——因为剧中孩子就是孩子。 还有另一位观众的观点与其它观众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看电视时“我想看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有趣的是，他在对《加州法律》的陈述中，这种“真实感”居然也建立在文本间比较的基础上。
《加州法律》比《诺特的着陆》更加精彩。它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剧中所有的人物，他们都那么真实可信，并不太具有通俗剧的风格……，他们没有像《诺特的着陆》那样借助引入外界力量来改变故事的线索。
在作出合理性判断时，文本间比较的标准不能完全取代人们所用的真实生活的标准。被访谈的观众通常会交替使用这两个标准，并用以判定什么才是真实的，从而值得一看的节目。例如一位观众在访谈中使用的电视符号标准几乎与《真实生活的标准》频率相当。在此，他讨论了对于一系列的黄金剧场的节目他是如何判定其合理性的。
我一度非常沉溺于《达拉斯》，但剧中的人们被杀光，又使他们回来，之后又杀光，这与其他那些日间肥皂剧如出一辙。他们所做的就只有这么多，然后又不得不再开始重复所做过的，这太老套了。J。R。这一周出去与一位女士发生一段风流韵事，然后下一周再出去与另一位女士发生一段。这周苏·艾伦（Sue Allen）是个酒鬼，下一周她会变本加厉，并再次使自己一文不名。一周接一周的都是这样，这太过分了。《诺特的着陆》和《加州法律》同时上演，《加州法律》比《诺特的着陆》要有趣一点……正如《达拉斯》和《迈阿密的罪恶》（Miami Vice）竞争在周五同时上演，我宁愿去看《迈阿密的罪恶》，即使它最终也落入了《达拉斯》的俗套。他们也不断变换人物，但是却伴随着非常糟糕的结局。你知道，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在《斯汀·雷》（Sting Ray）这一剧中，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尽管它集中演斯汀·雷的那个家伙。但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人物出现。《麦克吉威尔》和《空中狼》（Air Wolf）也是如此。
类似地，另一位在利普顿（Lipton）上晚班的观众，交替使用文本之间的比较和“真实”参照体系来描述了她所观看的节目之间的差别：
对于《法官》和《真实的忏悔》要猜它们的结局有些困难，因为……我不知道……看起来仿佛只有听完全过程，你才能明白他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而且有时，你知道，他通常会朝着你想像的道路走去。然而《离婚法庭》，当你听完原告和被告的辩护之后，就是那样了，你根本用不着看目击证人，……你就可以猜到……噢，她将会因犯通奸罪而受处罚，而他则犯了虐待罪，所以彼此区分得很清楚。在《法官》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因为每一桩案例都是不同的。但在《离婚法庭》中，总是这样，哦，他是好人，她是坏人，他围着我转，她也围着我转，……千篇一律。观看这种电视并不是一种享受，因为结果你早已知晓了。就像一张唱片听了20次之后再听一会儿你会感到厌倦了。
一位观众对时兴的电视犯罪片《神探亨特》（Hunter）的描述中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标准的结合，尤其是电影和电视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对亨特这一经验丰富且善于巡街的警探的可信性作评论时，将他与电影中的角色做了比较。
我喜欢亨特的做事态度，你知道，他总是使用暴力。他看起来就像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之类的警察，甚至是一个恶棍，但每次你都会看到有种比较人性化的东西闪现出来。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5）
这种由“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判断标准到文本间的比较，正如合理性判断的主流影响一样，是电视权力影响人们对收视文化的思维自觉参与的明证。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会形成一种判断，即节目是否或者如何与他们的亲身经历保持相符。但是在以电视和电影所呈现的世界来作出合理性判断时，人们所理解的“真实性”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偏离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换种方式说，人们已逐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溶入到电视（和电影）为他们提供的世界中去了。
当然，影视中的画面和场景是人们直接经历过的；对许多人来讲，这很明显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作所为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两种参照体系的转换，即从先前经历过的到先前看过的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大众传媒符号系统正开始侵蚀这些比较传统的，往往是以互动为基础的意义的根源。在这种变化情况下，人们的个人判断标准不是背离电视或其他媒体所展示的世界，而是根据电视（或大众传媒）的表象世界来构建。他们先前的收视体验（在我的访谈中，主要以电视收视为主，但也有电影收视）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考框架，当他们在日后观看节目时，用以评价和判断节目与其人物和故事的合理性。我发现，人们一直在持续使用这种合理性的观点，即使在“真实生活”标准让位于图像为基础的参照框架之后，甚至在节目明显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体验毫无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普通观众的心灵体验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即在作出合理性判断时，究竟是使用自己先前的亲身经历，还是使用先前的收视体验作为参照体系。但观众能够，也确实在同时使用这两种合理性判断标准，从而使自己的收视体验变得更加具有意义。
当人们使用真实生活标准来判断时，在使作出合理性判断这一自觉活动顺应主流这一点上，电视也在起着作用。但现在，电视还能促使人们形成一定观念和印象，人们依靠这种观念作出合理性判断。当这种主流倾向与文本之间的比较标准联合发挥作用时，人们得到的是这种影响的双重效应。同时，人们应用真实生活标准时，成为合理性判断特征的意义的分散性也在起作用，或许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因为文本间比较标准涉及到人们在意义创造活动中的更为分散和短暂的过程。
尽管各种参照体系均在应用，但在使人们维持我所称谓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关系（下一部分将要讨论）过程中，合理性判断仍然是惟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因为观众对于节目整个过程的社会行动的持续关注，还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具备人性化的人物形象或坚信看到的某些内容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或者剧中社会行动的不可预见性等等，凡此种种因素，在收视文化中，只要人们觉得节目具有合理性，就很容易自觉地投入到节目中去，而且尽量避免哪怕是最低程度上的来自于他人活动的干扰。当认为节目具有合理性时，人们就在心灵和情感上投入到所展现的场景中去。然而，人们也能反思性地作出此种判断。他们意识到社会领域中各种有意义的方面都会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来评价这些领域中所发生事件的确凿性，即真实性价值。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认知和评价是瞬间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在从认知到评价的来回往复中，作出合理性判断的人会不断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