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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而摹仿庞贝古城遗迹中的爱的精灵，时而扮成多那太罗雕塑中那青春勃发的女神，时而做出泰坦尼亚仙女的舞姿，教学生们如何绕圈、分合及不断变换队形。她们一天天变得强壮，也一天天灵活起来。灵感和神圣的音乐的光辉，闪耀在她们青春靓丽的体态和面孔上。孩子们的舞蹈非常美丽，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对她们赞叹不已。
可是学校的开支越来越大，经济上简直难以为继。因此，我就想了个主意，把孩子们带到不同的国家去巡回演出，看看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赞赏这种儿童教育，让我有机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教育实验。
每场演出结束后，我都大声呼吁公众来宣传我们的艺术，把我在生活中所做出的这一发现广为传播，因为我认为它可以给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光明和自由。
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在德国是找不到支持我的办学思想的人了。德国皇后的观点完全是禁欲主义的。每当她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都要先派侍卫去把那些裸体雕塑用单子围起来。这种普鲁士强权政治使我不可能再对德国心存幻想。于是，我想起了俄国，因为我曾在那里受到过观众的热烈欢迎，经济收入也很可观。抱着可能会在圣彼得堡成立学校的梦想，我于一九○七年一月再一次踏上了俄国的土地。伊丽莎白陪我一同前往，我们还带去了二十个小学生。而这次尝试也不成功。虽然观众对于我复兴真正的舞蹈艺术的愿望非常支持，可是俄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影响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艺术改革都举步维艰。
我带我的小学生参观了芭蕾学校的孩子们的训练。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看着我的那些小学生，就像笼中的金丝鸟看着天空中自在飞翔的燕子一样羡慕不已。但是在俄国创建一个提倡人体自由活动的舞蹈体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芭蕾舞作为沙皇礼仪不可缺少的表达形式，依然坚如磐石，真是可悲可叹要在俄国办一所我的学校，对舞蹈艺术进行更伟大、更自由的表达，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努力上了。可尽管他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但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安排在他伟大的艺术剧院里——而我内心是很钟情于这家剧院的。
就这样，在德国和俄国寻找办学支持者的努力失败后，我决定去英国碰碰运气。一九○八年夏天，我带着全部人马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演出经纪人约瑟夫·舒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安排下，我们在约克公爵剧院表演了几个星期的舞蹈。伦敦的观众认为我和我学校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可对我将来办学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从我第一次在新美术馆表演舞蹈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很高兴能与我的老朋友查尔斯·哈利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叙旧。美丽而伟大的埃伦·泰瑞经常来剧院。她很喜欢孩子们，带她们去动物园玩，这使她们非常高兴。慈祥的亚历山德拉王后陛下也两次赏光来包厢看我们的演出。英国的许多贵妇人也来了，其中有著名的德·格雷夫人，也就是后来的里彭夫人，她们都很平易近人，还到后台来向我表示祝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提出建议，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在伦敦实现，我的学校有可能得到那里的支持。为此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邀到她在泰晤士河畔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给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表演了舞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满怀希望，以为建立舞蹈学校的愿望就要在英国实现了。可结果呢，还是空欢喜一场哪里有场地，哪里有校舍，哪里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我那宏伟的梦想呢
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一队人马的花费非常大。我的银行存款又花光了，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吕内瓦尔德。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我只好与我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雷格，尤其让我痛苦的是与我的孩子分开了，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啊！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长着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
七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已经八年了。现在，我已闻名整个欧洲了。我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一所学校，生了一个孩子，也算成绩斐然。但单就经济而言，我比以前富不了多少。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2）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只对有限的观众具有吸引力。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想在百老汇制造一个轰动，但事实上却在一支很差的小管弦乐队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自然不出预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九十多度），来到戏院看节目的没几个人，而他们看得莫名其妙，大多数人对这并不喜欢。评论家也没几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评价。总之，我感觉回到自己的祖国是个极大的错误。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此次纽约之行有了回报。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这种来自诗人和艺术家的友好问候与热情鼓励，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在十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记得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曾看到过一个少女躯干的雕塑。他告诉我那是以伊夫林·内斯比特为模特儿而雕塑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还没有认识哈利·绍。她的美丽曾使所有的美术家都为之倾倒。
自然，这些工作室中的交谈，这些相互感染的对于美学问题的倾心交谈，产生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粘土。
啊，巴纳德，我们都会变老，都会死去，而不会死去的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神奇而美妙的时光。我是一名舞蹈家，而你却是一位魔术师，你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你是非凡的大师，能够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啊，哪里是我的伟大作品——我的杰作——我的“美国在舞蹈”？我抬眼仰望，看见了悲天悯人的目光——那是来自于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的目光，那巨大的额头和脸膛爬满了道道皱纹，被悲天悯人和伟大的殉道精神的泪水冲刷而成的皱纹。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要在这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