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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这次应邀北上，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只是虚与委蛇，毫无诚意，而广大人民则表示了热烈欢迎。孙中山到达天津后，天津民众曾上孙中山一函，略谓：〃先生之来也，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诈，处处与先生主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惟有以政权归民之义，为吾辈革命领袖之后盾。临颖神驰，务望先生为国珍重，为国努力。〃孙中山因得到人民这样至诚拥护，更坚定了不屈服的决心。在他离开天津赴北京时，天津民众又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孙中山为了表示感谢，特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大意说：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为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
从天津民众给孙中山的信和孙中山对天津民众的书面谈话里，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的趋向，以及孙中山伟大的抱负和坚定的立场。
与此同时，国民军已为欢迎孙中山做好一切准备。俟孙先生到达，拟于中央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并决定：在公园门首悬挂青天白日旗一对，以示国民军与孙中山革命宗旨的一致。预备汽车数十辆，车前各挂青天白日小旗一面。在迎面处放置大幅标语三面：一为〃中华民国万岁〃，二为〃国民军万岁〃，三为〃孙中山先生万岁〃。
冯玉祥请客，客来主隐是何因
平津线上，载送孙中山入京的专列奔驰着。
专列冲破迷雾，减速驶过一个小车站。小站两侧站立着稀落的欢迎人群。他们在寒风中颤抖着，手摇各色小旗。孩子们瘦骨嶙峋，睁着失神的眼睛，依在大人们身旁注视着列车。
孙中山从卧榻上撑起身来，向窗外频频招着手。
他一下子怔住了——这幅图景宛然是十三年前沪宁路上欢迎场面的再现……
孙中山自到达天津，因病所累，突发高烧，在津居住了二十多天。在各方期待下，于12月31日才启程赴北京。行前曾有电报致段祺瑞：〃前电谅达。两日以前，所患略减，与医生商酌，决定于31日入京。惟养病期间，仍当暂摒一切，以期速愈。知关远注，谨以奉闻。〃
孙中山夫妇就在这天上午11时，由津乘火车赴京。随行者有汪精卫及参军喻毓西、赵超、邓彦华，副官黄惠龙、马湘、吴雅宽，秘书朱和中、陈友仁、黄昌谷、邵元冲，书记官张酡泰等。
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冯玉祥就命令副官鹿钟麟负责接待任务，并且嘱咐道：〃中山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指挥。〃
12月31日上午，当鹿钟麟接到由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得悉孙中山从天津上火车向北京进发，鹿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能有这个机会拜见久仰的革命领袖，忧的是如何能够把中山先生保护好。这天，虽然刮起了凛冽的朔风，灰暗的云压得低低的。但鹿到前门东车站张眼一望，数不清的学生和各界民众，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执小旗一面，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外有两面大幅标语，一面是〃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一面是〃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在欢迎的行列中迎风招展。鹿这时心中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担心秩序难以维持，万一出了什么事故，对孙中山先生没有尽到保护之责，这将如何是好呢？鹿自己这样盘算了一会儿，于是毫不迟疑地驱车到永定门车站，想请中山先生在那里下车进城，免得在东车站下车人多有所不便。
专列进了站。刚一停车，鹿钟麟便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急忙登上孙中山乘坐的车厢，心想：今天总算有机会能够见到景仰多年的伟大革命领袖了。当走进车厢时，鹿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先生的随行人员环侍在他的周围。从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鹿看到孙中山枕旁放着书，手里还正在拿着书看。孙中山见到了鹿，很吃力地伸出手来和鹿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
鹿钟麟很婉转地向孙中山道及要请他在永定门车站下车的意思。孙中山很理解鹿的用心，一再表示感谢，但是并没有接受鹿的建议。
孙中山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鹿钟麟听了孙中山这番话，不肯扫他的兴，也没有再加以劝阻，遵照他的意思，随车回到了前门东车站。
真是出乎鹿钟麟意料之外。当火车开进车站后，站在月台上的黑压压的欢迎人群，立即就自动地把秩序整顿好了。每个人都严肃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只听得欢迎人群手持的数不清的红绿色小旗在风中瑟瑟作响，孙中山在随行人员的陪伴下走下火车，徐步走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答礼，同学生和民众见了面，谈了话，然后同孙夫人及随行人员等，分乘多辆汽车，径赴北京饭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山先生是如何热爱学生，如何热爱民众，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学生和民众又是如何爱戴和崇敬这位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了。
自孙中山到达北京之日起，警卫总司令部即承担了孙中山的警卫工作。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为孙中山派出三个苏联籍的警卫员，一名柏瑞楼司该，一名罗办，一名尔瓦楼司该，一道参加了警卫工作。
在孙中山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元旦。这天中午12时，段祺瑞派其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撑着病体亲自出来招待，并力述个人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大约需要经过十几天以后，才能够与合肥晤面，解决国事。段、梁辞出后，孙中山派汪精卫为代表去段处答礼。当时段祺瑞为了达到他个人的企图，在暗地里已与孙中山展开了极尖锐的斗争。但孙中山处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周旋于这些表面上的酬酢。
孙中山远道而来，在全国注视之下，段祺瑞不能不表示招待。而孙中山看透了段不会有诚意，一切招待不过是出于敷衍，又恐因为招待开销过大，耗费公帑，更加不宜。故在到京后不几天，即面嘱汪精卫代表自己辞谢了段的招待。
孙中山到京后，虽然是在病中，各方前来访谒的人很多。因病情严重，对于接待颇感辛劳，但对于各方的热情，又不能谢绝。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个派定专人分别接待的办法。当时规定：
由汪精卫、于右任、王法勤、邵元冲等，代表接待军、政两界人士；于树德、丁惟汾、石瑛、马超俊等，代表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韦玉等，代表接待中外新闻记者。经过这样安排，既能使各方面人士与孙中山经常保持接触和联系，又免除了孙中山的过分辛劳，使他可以安心静养。
孙中山到京后，冯玉祥却一直没有见面。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中山昭面，而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属段祺瑞的天下。段对孙中山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到如果与孙中山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祺瑞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中山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中山抵京之时，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面，又将如何谈起呢？后来冯每与鹿钟麟谈及此事，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