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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许玉兰；与此相关的则是许一乐的生父何小勇及他的女人。
《在细雨中呼喊》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孙光林，既是见证人，也是主人公。中心故事为孙光林的成长的烦恼，但孙广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许三观卖血记》用第三人称叙述，主人公是许三观。中心故事是许三观作为父亲的责任。
这样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部小说的关联性。如果上面这些证据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比较。
作为父亲，孙广才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了他人抚养，在儿子的养父去世之后，面对重新回家的儿子，并不当亲儿子对待。这是由孙广才的人品决定的。他既不尊老，也不爱幼。他对待他的父亲，根本就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是典型的不孝之子；对待送而复回的儿子，也并没人真正尽到抚养的责任。这种刁钻刻薄的道德败坏者，在家庭关系上，是对家庭的背叛。
许三观是尊老爱幼的典范。孝的一面就不用多费口舌了。在他明知大儿子不是自己的亲身儿子之后，虽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把他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视同仁。余华为了歌颂许三观的父爱，安排了许一乐生大病，并靠许三观卖血救活了。这卖血，不单单是凑足了一乐的治疗费，它更表明了许三观从另外的角度为一乐输入了宗族制的血液，一乐的身体里，从此也真正流淌着许三观的血液了。这种博大的胸怀，是对家庭的维护和关爱。
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孙广才家有贤妻，却和村里的寡妇勾搭成奸。这是对婚姻的极端背叛。国人很重视婚姻关系，不是有“婚姻是人的终身大事”的箴言吗？在一夫一妻制实施以后，在一个道统社会里，对婚姻的背叛，乃是重大的罪过。因为淫为万恶之首嘛。不过，余华虽然没有摆脱“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观念，在给予这对非正常性关系的发生者谴责的同时，还是给了那位没有名姓的寡妇尽可能的同情。在孙广才的老婆死之后，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那位寡妇“收留”了他。
许三观则不一样，在他知道许玉兰不但和何小勇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大儿子就是他们的结晶时，虽在已经肥得不成人形的林芬芳那里占了一回便宜，但他在得到心理平衡之时，还是对自己的行为内疚和自责。何况许玉兰是在先于许三观与何小勇谈恋爱之时，被动地发生性关系的呢？林芬芳也曾经是许三观考虑过的结婚对象，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许三观所表达的，乃是对婚姻的回归。
孙光林作为养子，有两个父亲，但是他的身份是明确的。许一乐也有两个父亲，但他的身份并不明确。哈哈，有意思。老二变作了老大，养子变成了私生子，就这么简单。
孙光林在寻找父亲。孙光林在养父那里，虽然没有过上土豆烧牛肉的生活，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弱不禁风，怪物般的养母李秀英，但也有不少快乐。反倒是他在找到父亲之后，不要说快乐，连做人的尊严都不保。
许一乐也在寻找父亲。但他不知道何小勇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父亲。何小勇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何小勇的女人更不承认。所以不能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何小勇，终于不容于上苍。即使后来他的女人为救他的命承认了许一乐是他的儿子，许三观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宗教情怀，让许一乐去招魂，但罪孽深重的何小勇已经不可救药了。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知道王立强有什么过失，也被余华勾了阎王簿。难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而不如干脆一点：让其断子绝孙，更为痛快。
孙光林是他父母在别人家的板凳上所生的；许一乐是何小勇把许玉兰按在墙壁上的结果，都有野合的嫌疑。
孙光明因救人而死了。《活着》中有庆也因救人而死了。许一乐差一点死了，因为他被人救助了。孙广才死了，他是自做孽，不可活。许三观差一点也死了，但他是为了救人，所以他能用自己的血救自己，那点小小的惩罚，不过是由于他太不拿自己的身体当是爹妈给的，给点警告也不过分。许三观虽然活着，通过卖血让儿孙满堂，不过他的晚年那种样子，还没有福贵过得自在，难道因为许三观是城里人吗？
余华，你对女人有仇，对城里人也有仇啊？我忽然觉得，福贵身边那些死去的人，不是城里人，就是曾经是城里人，或者有可能成为城里人，如好学生有庆。
在女性的描写中，《许三观卖血记》似乎没有特别邪恶的女人。此处的邪恶并不指人的品质，而是指她的身份。但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其对应的关系。
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或《活着》中的两性关系很混乱的话，《许三观卖记》则是失贞。与孙广才不清不白的寡妇，更有因爱失败而遭不幸沦为暗娼的冯玉青，福贵在城里随意当牛当马的胖妓女，就是两性关系混乱的制造者。林芬芳的失贞属于无过失性犯规，所以没有受到惩罚。许玉兰生下了一乐，这就不简单的失贞了，所以她必然要遭到惩罚。与其说是不幸，不如说是报应。虽然她不是妓女，但还是被指认为妓女，并被人民群众专了政。
第四章批判余华 （8）
其他的对应关系，甚至相同的细节都相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许三观卖血记》即使不算是抄袭《在细雨中呼喊》的话，至少也是在重复自己。不论是抄袭还是重复，对于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来说，都是要命的。这完全可以视为艺术创造精神的丧失和沦陷。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也算终结了。所以，仅靠记忆中的海盐，只能维持余华的青春写作。在我的印象中，现当代作家不靠青春写作的可说是风毛麟角，很难做到老而弥坚的。
虽然《许三观卖血记》的篇幅不长，只有15万字，而且句子和段落都很短，但我仍然要说，这还是被余华稀释成水了的血，就像许三观卖血的时候，喝了四碗水还嫌不够，又喝了四碗，成了八碗。这八碗水的《许三观卖血记》，还是因了细雨的滋补。
不知是读者，还是评论家，居然让这么一部注水小说，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名作。难道就因为余华歌颂了伟大的父爱？余华倒是成了人见人爱的乖孩子，因为他也回到了歌颂派的怀抱，千辛万苦绕了一大圈，找到了组织——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回家了。一点都不像愚人节的搞笑。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过分了，这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余华的中短篇小说是典型的先锋，《在细雨中呼喊》已有了非典型先锋的因素，《活着》算疑似先锋，《许三观卖血记》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变成守门员了。
谁给了余华的遗产？
对余华影响最大的作家，他在1989年的一篇题为《川端康城和卡夫卡的遗产》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所以外国文学给予我继承的权利，而不是借鉴。对我来说继承属于卡夫卡的传统，与继承来自鲁迅的传统一样值得标榜，同时也一样必须羞愧。”另外被他提到的名字还有普鲁斯特，曼斯菲尔德。
余华对继承和借鉴的理解，出人意料的正确。借鉴嘛，大体容易停留在模仿的阶段或基础上，不管胃功能如何，都会消化不良。况且借的东西是要还的，即无法让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始终都不会踏实。继承就不一样了，法律已认定这笔财富归到了自己名下，变成了自己的。对于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作家，应该是继承，而不是借鉴。
我们也看到了余华不但理解了继承，而且他也这样做了。比如他对鲁迅的继承，在《活着》中就很明显。福贵回到农村后，凤霞被她的爹接回了城，这与《伤逝》中子君很相似。子君最终郁郁而死，虽然凤霞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但她还是回到了福贵与组成的家，死在丈夫身边，也算是一种前世修来的福分。
整部小说所展示出来的命运，与《药》的命运。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不论后代的多与少，都通通绝后了。《药》写了两家两代，《活着》写了一家四代人，不论几代，都逃不掉宿命。《药》的悲剧氛围笼罩着全篇，无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