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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地膨胀又无望地难以满足的一种结果。生活在这种乱世，国人的生存不幸是多重的，而且这不是少数人的不幸，是绝大多数国人的不幸。鲁迅认为，依附型的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也是中外史学家关注的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原因昭然，又如此简单明了：饥饿。
面对还没有渡过“口腔期”的国人，是饥饿激活并催生了莫言的想象，以致于堆积与夸饰竟然成就了他的小说风格。众所周知，儿童在语言习得和事物认知的初期，往往通过搭积木来确定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堆积，有助于事物的空间确认，也有利于事物据有者认识的直观。莫言的知识框架，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张“菜单”。食谱和知识系谱之间，确实存有某种隐秘的相关性。在散文《忘不了吃》里，莫言说，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食谱做出了贡献。《酒国》中的食谱就像是一部辞典。它与任何一部辞典一样，其结构编排规则，同样体现了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秩序的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知识与食物相提并论，把知识喻为“精神食粮”。这两类食粮之于莫言，是同等的重要，并且，两者之间有着充分的一致性。试想，一位小学肄业的年轻人要成为杰出的作家，其在知识方面的饥渴，不把自己逼成“饕餮”式的贪婪之徒，怎么才会补足少年时代在物质和知识两方面的匮乏？两方面的贪婪，加速了莫言文体上的扩张。其笔下接连出现的强盗形象（如《红高梁家族》中的人物），又是另一种铁证。强盗的特征即攫取和占有。像强盗们坐地分赃时盘点自己的劫掠所得一样，莫言总是这样清点自己的经验“账目”。他的经验世界通过食物系统向周边扩张。“强盗”形象正是其扩张型的“自我意识”表征，与其放纵的文体互为表里。
病从口入。亮出莫言的舌苔，即可确诊：他患的是饥饿性腹泻。病因即贪食导致的消化不良。贪食，说到底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报复。饥饿是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童年时期的饥饿，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致命性的后果。生于1955年的莫言，曾自作主张把自己名字中的“谟”字拆开写，于是便成了莫言，意思是少说话，多写字，多思考——因为说话费力气，而动脑子则可以保持肚子里食物的能量。刻骨铭心的经历，使莫言一旦翻身，就立马变脸。至今，他已说了二百余万字。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反复重叠的句式和丰富的感性词汇，几近“宁可胡说不能没说”的境地。咱们知道，“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汉语一度膨胀到了极点，可人们在那个时期的精神，却极度的“匮乏”。这表明，“挥霍”的心理学基础未必基于“充裕”，相反，倒可能是出自曾经的“匮乏”。“挥霍”一方面是所有者对自己由“匮乏”变为“充裕”的炫耀。另一方面，“挥霍”即是“浪费”，是对过度“充裕”的所有物的否定性使用。纵观莫言这些夸张的言辞，只是为了达成一种意义的“肿胀”状态。“肿胀”并不是真正的生长。“肿胀”的言辞在被过度“挥霍”之后，终究要归于沉寂。无言的沉寂，必将宣判话语的“喧嚣”为无意义。言说在其根本之处，往往变成了其意义的反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正如瓦莱里所说的：“语言正在被雇用来使人沉默，它正在表达无言。”言说使言说自身取消了意义，这是对语义的有意悬搁，还是抵达元语言叙述的一种努力？意义的空虚是否是语言沉默的因由？莫言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第三章批判莫言 （2）
通红的媚眼
红色是富贵的颜色，性感的颜色，同时又是血液的颜色，扩张的颜色。眼贼的大导演张艺谋，似乎与莫言心有灵犀，便在电影里戮力张扬红色情结，结果一举轰动了西方世界。张艺谋的成功提醒我们，红色所内孕的饥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暴力期许，很容易相反相成地一拍即合。作家的出场，假若选择这一既识时务又易立竿见影的路径，就极有可能轻松地趟过禁忌的雷区，一举数得。山东的作家大多入世，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意识比较根深。借壳上市，或者借船出海，这是山东作家貌似老实的本能的狡猾。草根阶层出身的莫言，肯定比常人更明晓捷径的速效功能。所以，一开始给小说起名，他就一串儿的红。什么“透明的红萝卜”，什么“红高梁”，什么“红蝗”，什么“红树林”之类。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莫言成名的秘笈，才晓得他暗渡陈仓的活儿干得不错。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烂在骨髓里的一个死结。只要是你随时想着努力解开这个死结，即使在小说里撒点野，甚至玩点暴力与色情的游戏，也能轻松地取得通行证，从而进一步取得大把大把的金钱以及大摞大摞的国家级获奖证书。比如《红高梁》，题材显然是准抗日题材，然而小说的内核展示，却是“我奶奶”的命运。“我奶奶”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将来有一天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贪财的父亲，却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仅仅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仅仅因为单家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后而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惟有生命之火一浪高过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梁一般通红的性格也因之成形。审视这一人物所充溢的抗日激情，不难发现，其中并没有蕴含着什么言之凿凿的理性与思想，其动因也仅仅是“我奶奶”的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这一血腥惨目的景象令她不杀日本人不得安宁。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也像大鸟一样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在这里，“我奶奶”早已不是传统美学的那种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生命活力四射，洋溢着风流成性，以义气为热血的新女性。曾有论者武断地认定，这一形象具备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殊不知，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记得有位诗友说过，“文化在下面。”在我国广大农村，当下仍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作敢为为英雄豪气，是这一文化方式的主要特征。“我奶奶”的一举一动，恰恰是这一俗文化的泼染。
现在看，“红高梁”在当时一炮走红，既有历史的成因，又有现实的动力促成。纵向看，固有的抗日小说除了偷袭鬼子的炮楼，就是狭路相逢时拼刺刀，很少顾及主人公个人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横向看，八十年代正好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所谓的思想解放开始启动。尽管刚刚通过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这个时候，国人的自信，国人的思想，依然受着很多压抑与钳制。一个人并不能畅所欲言，甚至不能畅所欲想，想什么，都好像有人管着你。如此语境，要求个性解放，希望张扬个性，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就必然变成整个社会的潜在要求。《红高梁》及时契合了这种需求，因之在国人的心中一下子引发了强烈的震荡。
尘埃落定。《红高梁》的动感彰明，还是作者代民族立言、代国家立言的意识占了上风。国家主义始终是统治者整合民间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在后极权主义当家的国度，民间意识形态要想堂而皇之地出场，就必须与其眉来眼去，达成相当的妥协后，方能貌合神离地现身。从《檀香刑》的声音里找寻，结果显示，贯穿全书的最强音，既不是莫言所说的火车的声音，也不是他所谓的猫腔的声音，而是一种为国家代言的杀戮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