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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学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物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其实这种过于拔高的吹捧对人们阅读张爱玲并没有什么益处，反而给人神秘化的印象，人们在看了夏志清先生的评论后去阅读张爱玲会产生种种失望的感觉。在夏志清先生给予张爱玲全面的肯定的同时，民间力量对她的膜拜让她具有了一种“教母”的形象。对于张爱玲早期富有才情的写作，我也愿意去尊敬她，但不免显得牵强和言不由衷。一旦某些文学作品被妖魔化或者神化为一种矫揉造作的人文景观，它就失去了作品所特有的那种真诚。如果我们总是带着一种读《圣经》的感觉去读这些被妖魔化的作品，这并不一个作家的幸运，而是一些附和者们被所谓的权威迷惑了，他们对作家的崇拜就显得盲目。张爱玲在最近十几年内就是受到了这些来自各方面人士的推崇而被神化了。
张爱玲的各种文学作品在最近十多年来被多次再版和重印后，那些印制精良，装帧豪华的各种版本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张爱玲由此成为更多女性心目中的偶像，虽然她凄凉的晚景并不为多少人所提起，但是她仍然跨越了这个时代的障碍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不仅如此，张爱玲的热销与广泛传播还为曾与她夫妻一场的胡兰成带来了好运，先撇开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谈，就凭他与张爱玲的那层关系，人们也有足够的兴趣来探究一下这个神秘的人物是怎么能将张爱玲迷得神魂颠倒而我自岿然不动。一部《今生今世》让胡兰成借着张爱玲的名声开始浮出水面，并日渐得到大众的认可，不管他以前与张爱玲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现在看来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眼。
虽然文字的流畅已经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张爱玲艺术表现力上的缺憾，但她对女性生命历程的言说还是缺少适度的理性。她的早期小说如《留情》等除了有一种哀怨，还有一股激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贯穿于她文学写作生涯的哀怨主题同样存在，只不过有一份成熟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张爱玲的后期小说创作中，那有她阅历增长的因素，也有与社会和解与妥协的因素。虽然她始终都关注着中下层人的处境，但这种关注在她创作的前后期也有着重大的差异。体验的成份在后期小说创作所占的比重更大了，感官性的东西减少了一些，这种利弊平衡消解的叙述成为了支撑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核。
由于受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影响很重，张爱玲的许多小说缺乏一种理性的精神内核，而我也曾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张爱玲有时就有沾沾自喜于修辞与描述的毛病，总是得意忘形地去追逐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如果说那个时代张爱玲的写作是先锋的话，那么将其纳入到当代背景下，她的写作就显得陈旧了，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叙事手法上都是如此。仅仅有一点还能给人安慰的是，她小说中的那种颓废气息以及虚无的文学维度被许多的当代作家所吸收和继承了。
在许多人的眼里，张爱玲是旧上海的“见证与代言人”（杨泽语），她与当时的其他上海作家格格不入，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正处于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般的崩溃边缘，似乎已经回天无力了，所以她描述的那些战栗的场面让人能在瞬间产生无尽的悲悯之情。
悲悯只是某些群体成员的个人行为，它并无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有人拒绝与排斥它，实属正常，我想这并不是道德判断的结果，而是各人美感标准的差异所致。其实我们更多需要警惕的还是张爱玲那些画面感极强的小说文本，这可能与张爱玲写过电影剧本有关，她有一种像构图一样写好戏剧性对话场面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旦沿续到了小说创作上，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凸显出来，而作品的内含的精神与意蕴就要为此大打折扣了。有许多的作家在这方面很难调和，尤其是对于像张爱玲那样年轻的作家，也没有掌握多少小说创作的技巧，只能以自己的天赋来进行漫不经心的叙述，从而遗漏了许多现实被异化的可能性因素。
尽管张爱玲被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和张爱玲的膜拜者给妖魔化了，至于她是不是要和鲁迅与钱钟书一样成为文学研究界里的一门显学，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虽然也有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在大陆也难以激起人们的兴奋之情。在大陆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张爱玲缺乏一种深刻的力量，而囿于自己的圈子难以走向更高的境界。
第二章批判张爱玲（2）
傲然自负的“连环套”
张爱玲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无论是在文化界，还是在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近些年来三毛的再度流行多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女性文学总是经久不息，长盛不衰。轮到了张爱玲身上，她不仅在文学之外以她一身旗袍穿出了民国女子的华丽与妖艳，而且将意识形态的坚冰也融化了。
胡兰成在他的《论张爱玲》中这样评价张爱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从张爱玲大部分书籍封面上那张雍容华贵且“笑傲江湖”的照片来看，她对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厌倦已久了，她过早地了解了这个世界的邪恶与不幸，这是张爱玲的幸运，也是她的不幸。尽管她在众人面前摆出许多傲然的姿势，但是她却始终摆脱不了一个民国女子的那种叛逆与反传统，因为她早已经滑入了命运为她安排好的“连环套”之中。有的研究者认为，张爱玲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靠作品而取胜，而是靠她的传奇般的生世而为人所关注。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钱钟书写了《围城》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他以一种轻松的笔调写出了并不轻松的时代。他们共同越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而直奔人性的主题。所以在许多看来他们的写作在当时是一种逃避，而没有像鲁迅那样在后期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而写起了战斗性更强的杂文。他们都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心中仍然有一份对文学艺术的执着。张爱玲的意义就在于此，这也是许多人撇开她的作品而只看她个人的传奇一生就认可了她的原因。
对于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引起人们争议的作家，最终的定论还没有降临，他们的语言已经达到了凝练的程度，而当时许多作家的语言还停留在半文言半白话的阶段上，感觉就像没有进化好的类人猿，阅读起来十分别扭与滑稽，我们至少从这两个作家的小说中读不到怪异的感觉。
毕竟一个伟大的作家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来与读者对话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张爱玲的意义没有夏志清先生所说的那样深刻，因为她的作品中仍然还残留着旧时代的印记。她笔下的女性在宿命的社会里有着宿命的意味。张爱玲的反叛其实并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充其量她只是提出了一种现象与问题，而解决的途径更多的还是后来人所为，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合这个社会和社会人的生存了，必须改变。
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面对仇恨，人们总是丧失理性，总是竭尽全力把事件推向最坏的结果。”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对张爱玲作品人物的评价上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大部分都有丧失理性的倾向或者行为，因为她们心里都有着自己难解的怨恨与仇视，无论是对这个社会的，还是对家长制与男权制的压迫的，理解的宽容都很难真正地进入到她们的内心。只有仇恨能够更真实地刻画她们的所思所想，这样才有可能为我们更准确地洞见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提供一种契机，否则就只能是顺着她的叙述而最终陷入更加令人困惑的分析里。
其实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最多的还是为我们展现那个动乱时代中精神暴力场景与人的孤独状态，而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样以一种表面革命化的姿态来对待现实中的